古米蓝：像我们“童心圆梦”，重庆SHE歌迷会寄了三百块钱，他让这三百块钱就是寄给灾区孩子买那个心愿，他说他们没时间去买。那这个钱他们寄过来，我们还打到团委，打到团委的帐号上，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麻烦，为了这三百块钱，我打电话来，去的电话长途加这个运费，我都用了两百多，这个爱心物资就值三百块，天哪，我都承担了两百多的一个费用，这个代价太高了，而且我还专门跑到团委去给他们开证明，还把物资拉过去交给团委看，看了之后发放的照片还给团委发过去，然后这三百块钱证明还要团委盖个团委的章，所以今后所有的人我们一律不接受现金，没办法，我们那个代价太高了，我们有这么两百多的钱，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买很多的物资了。

解说：和“完美春天”板房里成熟稳重的气息不同，对面的板房里总是传来轻松活泼的笑声。这里几个年轻的小姑娘来自“希望九洲”，也是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在市区他们租用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负责人赵用。

字幕：赵用，“希望九洲”负责人，人称“赵老师”，绵阳梓潼人，企业培训师，2008年5月16日从事志愿工作，坚持至今。

解说：和其他志愿者组织一样，“希望九洲”也面临在大规模震区服务工作结束后的留存问题。

赵用：八月份之后，各个帐篷区都已经拆了，那么拆完之后像我们这个工作站，像我们就是说能不能持续下去，为这里的群众去服务的话，怎么进入板房？政府认不认可？注册已经是来不及了，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苦恼了很久。当我们跟国务院妇儿工委项目合作，得到他们认可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就好做，因为有政府的一个认可了，然后我们做事，也就顺畅了。

解说：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都是在网上看到“希望九洲”的招聘，找到了这里。虽然她们在板房区的身份是儿童友好家园的志愿者，但她们很愿意把“希望九洲”的旗挂在房子里。

孙娇：不准我们挂在外边我们就挂在里边呗，像郭蔚慰说的，她们两个人睡在这儿，顶着个大旗压力好大，她顶的可是九个洲，是九个洲了。

听这些志愿者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为灾区做了很多事，甚至出生入死、历经艰险，虽然大家都是自愿奉献，但是作为高举自己团队大旗的负责人，他们怎样对自己的同伴负责，而又有谁来为所有的志愿者负责呢？

解说：现在，高思发做的最主要的志愿工作就是到板房区调查，了解哪些人是更需要帮助的人，然后通过网络帮他们联系外界的爱心人士寻求援助。一年以前，作为民间志愿者，他们总是不断寻找最艰苦的、政府的援助尚未到达的地方工作，他们觉得在那里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高思发：瞒着家里的人非常多，余震是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怕出问题，因为我们要签一份，你来了以后你都会签个志愿书，这个志愿书有个规定，你在服务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是自己负责，跟团队无任何关系，实际上你跟团队有关系的话，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安全事故怎么负？

刘保宗：在每个人来之前，我都要问他们有没有买过保险，我都建议他们去买保险。然后每一次上山的时候，或者出去服务的时候，都要最少有两个退伍老兵来负责，因为他们的经验会多一些。

解说：从第一天做团队负责人，古米蓝就担心志愿者的安全。

古米蓝：没满十八岁的，不能参加这个志愿者。

困扰志愿者的不仅是保险还有生存问题

解说：古米蓝找过很多家保险公司，希望给志愿者争取免费保险，都没有成功。现在，困扰志愿者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保险，而是生存问题。

古米蓝：我现在就是靠我自己一点点积蓄嘛，因为也花去了那么多了，一百多万呀，我做生意的，包括我最早一些投资的，该弄回来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高思发：我花得不多，就花了几万块钱。

刘保宗：我那个存折上一共是183万，现在还有几万块钱。

记者：那是你多少年的积蓄？

刘保宗：七八年的。

解说：为了让团队生存，高思发曾规定每个志愿者交150元作为团队经费，也曾接受外界捐助，还曾帮助外界把捐款转给灾民。他把每一笔款项、物资的去向都在网上公布，虽然问心无愧，但他知道因为没有注册，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权利。

古米蓝：我们的生活费，志愿站就像一个家一样，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站嘛。每个月几乎都是一两万、三万就这样用的。

记者：像这些钱哪儿来呢？

古米蓝：我出，像鬼鬼、小张，我没在家的时候，他们也要拿点钱出来垫着买菜嘛，回来我们还是要记帐，全部要记帐的。

解说：板房区有一排厨房，每个志愿者组织都分到一个，“完美春天”最近主厨是来自湖南的志愿者小张，他是瞒着父母来到这里，所以不敢出现在镜头里。每天吃饭前，小张都会统计吃饭人数，然后按照每人两三元的标准做饭。最近，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建立志愿者的“造血功能”，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眼下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