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都在谈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采访的人被称为“同志”。三十年间，这个指称在民间彻底换了一个群体，他们就是同性恋者，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中他们的境遇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逐渐地被社会接纳、理解和宽容。

解说：他叫童戈，知名同性恋文学作家，同性恋研究者，他本人也是一名同性恋者。这是他首度接受电视媒体专访，从秘密到公开，从遭受牢狱到被尊为学者，如今他要努力为自己的群体发出声音。

子墨：童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童戈：曾经有一个姓童的孩子，在当年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伤害了我，还是我伤害了他，所以一直在我的心里头存在着那么一个困惑，然后我在想到我的笔名的时候，这个“童”，儿童的“童”又和同志的“同”同音那个戈，就好像还有点儿很传统的意思吧，我要战斗。

解说：在圈子里人们都尊称他为“童戈老师”，写作，调研是他如今主要的工作，但是他的青年时光常常在压抑、分裂中度过，那个年代的“同志”不少人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童戈：与同性恋朋友约会时被便衣警察抓住

子墨：早期您所经历过的，让您记忆最深刻的，同性恋遭受歧视的事情是什么？

童戈：我个人遭受的就是被关在，被拘留的那个过程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儿触目惊心的。

子墨：您介意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吗？

童戈：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发生了性的东西，他不应该被惩治，可是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在外面见面的时候，就被便衣警察追踪到家里，而且我们完成性过程这个时间破门而入，这究竟是我们在违法，还是警察在违法呢？这个事情在过去还是比较普遍的。

子墨：这是发生在20世纪什么时候的事情？

童戈：90年代初期。

子墨：给您的震撼大吗？

童戈：非常大，因为这个事情，我自己辞职的，但是其中也有被迫的成份，否则我会在体制内享受体制的一切优越，包括职称，包括房子，包括工资，包括一切。

子墨：被拘留，公安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法？

童戈：流氓活动啊，你刚才谈到我感触为什么这么深？就是当我关在牢房里，真正地和那些赌博的，打架斗殴的，倒卖假银元的小偷等等关在一个屋子里头，我一个在社会上已经有所声望的一个作家，一个很著名的编辑家，那种羞辱感说不出来。

子墨：单位的领导会对你颇有微辞，或者是另眼看待吗？

童戈：这个大家的议论就很多了，当时如果听的话，我就只有自杀了，牢房外面附近有火车，所以我当时决定，就放我出去的那一天，我就沿着火车道远远地走，当我走不动了，我就扎到火车轮子下去，当我拘留期满放出来那一天，有一个朋友就在铁门外等着我，这样给我一种振作。

背负婚姻家庭“老男同志”活得很累

解说：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因为受歧视，30％～35％的人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独”，63％的人感到“相当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而童戈作为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同性恋者，他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生活得很累是他曾经最强烈的感受。

子墨：活得累是您这个年龄的许多“同志”一种共同的感受吗？

童戈：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同志”几乎是说是对于同性恋，甚至这三个字都没有听到过的情况下，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然后身上已经背负了很多的婚姻、家庭、子女、职务，甚至职业这些个负担，已经不像年轻人这样可以自由了。

子墨：但这样的异性婚姻是不是会带给“同志”人群更多的痛苦呢？

童戈：它成为了一柄双刃剑，有的会更尽心尽力地来扮演好，演好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也有的是把自己对于整个异性婚姻的不满，又用最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东西转嫁到妻子身上，欺负妻子的也有。

子墨：今天的可能像80后很多“同志”，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心态和你们非常不一样吗？

童戈：非常不一样，他们并不避讳自己性的身份，也不避讳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需求，而且可以去选择更多的方式，就和我们没有选择是不一样的。

解说：经历岁月磨砺，谈及妻子和儿子，童戈也充满爱意，一份不权威的调查显示，80%的“同志”最后还是选择了婚姻，目前中国同性恋者人数估计在3600万到4800万之间，其中大学生的同性恋比例接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