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明是什么样的老师？

付成励的内心到底为什么对程春明怀有仇恨？程春明又是什么样的老师呢？

曾子墨：程春明在2000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此前，他在法国留学12年。据他的学生在网上发表文章回忆说，程春明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法国式的开明和浪漫，他的穿衣风格更是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止一位同学在回忆他的时候提到了他的标志性的红色花格裤。

而另一方面，程春明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政法大学的师生在怀念他的时候时常提及的，他不仅要求学生的论文全部手写，而且喜欢逐篇细读，对不认真的学生毫不手软。在法大，程老师颇受学生欢迎，可也因此招致非议。

解说：这几篇悼念程春明的文章，作者分别是他的同事和学生。

2000年，春明离开了留学12年的法国，回到了他一心想回报的祖国，临行之前，他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都用来购买外文学术著作。据当年的知情人回忆，春明回国时因无钱购买生活用品，是向系里借的一万元解燃眉之急，当时很多的同事至今都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毕业论文三易其稿，每次您都认真地给我修改，包括有一些很低级的错误，比如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其中有一些不恰当的表述，您也一一用红笔给我纠正，虽然在细微处，但是正是这些细微处，我发现了学术的魅力和文字功底的重要性。

记得给我们讲授《比较法总论》，第一节课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在学习，是我和大家一起学习，这种谦虚地语调就出自我的恩师之口，我一边写着一边听着当时听课时的录音。那熟悉的口音充斥着我的耳膜，老师非常严厉地指出我们的缺点，说真的我们的确很怵他，可现在，我们是多么想让他，再给我们一些严厉啊！

刘长敏：他曾经在学校担任过科研处副处长，在这个期间我们曾经有过工作上的接触，陈老师他非常富有创造性，思想非常活跃，尤其是他的外语水平很好，他在法国留学，所以他利用这样的一个特长为促进我们和法国一些学校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在这个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是应该肯定的。

子墨：程春明出生在湖北大悟县，家里姐弟一共四人。今年43岁的程春明从小学习刻苦，姐妹们都没上学，攒钱供他一个人读书，他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以骄人的成绩一路进入政法大学。现在，姐弟4人中只有程春明在北京上班，老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做事，其他姐妹和家人都在本地打工和务农，家中并不宽裕。程春明结过两次婚，先娶过韩国女友池英华，后娶了昆明女友韩某。每年都带妻子回老家过年，一家人很和睦。

解说：也许正是程春明的留法经历以及两次婚姻，让人对他的私生活有更多的联想。目前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首诗，据称是程春明为即将毕业的大四女生所写：

《白衣飘飘的年代》：六月里的梧桐枝中/有一只孤独的布谷鸟/头顶着烈阳/期待着秋日的辉煌/六月的校园中/有一群待估的骄女/头戴着学士帽/盼生活一份轻松/六月的思念中/有一位旷世的天使/匆忙中莞尔一笑/留给我两份憬憧/六月的一切中/有一个硕大的问号/永恒的追寻/不正是一场春梦

李子勋：我觉得宁肯相信这件事是没有，而不要去相信它有。作为心理医生，我一般是不想去认同这样一个解释，是因为当一个杀人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伦理，或者法制就会变得非常地薄弱。而且尤其是年轻人犯罪，那么宁肯相信他是激情犯罪，是缺少深思熟虑的这种激情犯罪，就说不让他承受死刑，但是也不愿意把他杀人的动机合理化，所以我当然希望媒体不要去传播。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行为方式，试图在表明自己是正当，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就是说他是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重要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是绝对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真正伤害了老师和师生之间，或者同学之间的亲情。

曾子墨：在我们希望对这一案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采访工作开始变得异常艰难。我们再次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两个校区时，校园内已经不允许随便拍摄，并且，几乎没有学生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双方家属也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

学生不再单纯 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解说：与此同时，校方也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干预工作。专家们认为，建立一个更专业的长效机制是保持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例如对学生的心理测查应该做到常规化和科学化。

孙明明：我想测试正常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测试，没有测试到他情绪这个部分，没有测试感情上的处理，没有测试这么多，而且在刚进大学的时候，那状元刚刚考上学校都是最开心的，大四的学生已经承受要进入社会的压力，那么他的成熟度一个测验不可能维持四年的他还是应该要，我建议大学四年的学生应该多给他们做一个测验。

李子勋：用言语来做心理测查的结果是所有聪明人都会知道，这个题在问什么，在西方更多使用的是投射性的测查，就是一般画一个图形，一个墨迹，让他说像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他有暴力倾向，他通过颜色的反应和对一个形体的反应来流露出来，但是他觉察不到判断系统是什么，可能会好一点.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增加一个group（小组）情感，我们要鼓励孩子跟一群人接触，比如说组织这样一个心理小组，让他们经常可以敞开，比如这个孩子他闷在心里面的愤怒，就是比如说假设这个女朋友抛弃他，是因为那个女朋友喜欢那个老师，但也许老师完全不知道，那么他就可以，因为小组对他来讲是一个亲人嘛，就像一个家，他就会倾诉出来，那么他的情绪就会及时地得到释放和缓解。

曾子墨：最近我们不仅是在大学校园里面，比如说像政法大学，在其他的中学校园都发生了这样师生之间的暴力冲突，这反应了青少年他们自己本身的什么？或者说甚至反映了师生之间的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

孙明明：我相信的一定是，我记得我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非常想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关于中国的一胎制，我非常想要研究这个。因为一胎制的孩子一定是受宠若惊的，一定是被父母保护的一塌糊涂，那么父母是代表一个权威。

如果他在权威之下这样呵护他，他眼里权威不是那么重要了，权威不是那么伟大了，他也不见得是那么需要服从权威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在小皇帝里面就不会出现以前很多对老师尊师重道的精神，那么他会觉得老师对他的要求，尤其他的导师要求，像他父母一样那么好，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摩擦？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李子勋：老师要学会自我保护，因为你面对的是大学生，但是他们都是奇奇怪怪的人，都是一些应该说复杂的，并不是我们过去把学生想像得那么简单。可能我们还建立在原来的师道尊严的体制下面，以为学生对老师来讲就是服从，但是实际上现在很多学生，在社会化过程，政治化过程，或者在通过父母家庭文化的教育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偏差，我想老师应该给老师一个安全的教育，因为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件了，那么我们就要亡羊补牢嘛。

曾子墨：三尺讲台本来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然而程春明却最终倒在了讲台上。无论付成励和程春明之间有什么样的纠葛，用暴力解决问题都应该受到谴责。化解恨最好的方法是爱，要缓和紧张的师生关系，则需要相互间更多的尊重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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