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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中国那么多地方，这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可惜他在走过那么远的距离之后，突然闯进了李陵之祸。在经历了这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之后，他是怎样过日子呢？
我们前面讲了他在遭受李陵之祸之前的经历就是游历。我们现在跳开这个李陵之祸，讲他承受了李陵之祸以后的经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需要和大家讨论一下的，一个就是他在遭受李陵之祸，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突然升了挺高的一个官，叫中书令，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遭受李陵之祸以后的司马迁，他的一些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感受。哪一位先说？
学生：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把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到最后被提升、然后写《史记》的整个过程，看作是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的一个密谋，为了让司马迁超越一些什么性别之间的限制啊，或者什么时空之间的限制，反正就是这种很有趣的说法。那个小说写的还是挺有文采的，而且还挺有说服力的。
余秋雨：如果这是预先设计好的，那这两个男人实在是让我们感到不可爱了，他怎么会接受，那个人怎么会施行，这就超出了我们所说的人性的边缘了，但有的时候文学需要有一些天真，有一种异样的想象力。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隔了两千多年，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是不一样。
学生：上周秋雨老师讲到，这是个英雄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学者因言获罪进到监狱，或者是官员腐败进到监狱，我们说他政治生命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中我们会发现，他好像政治生命又得到了第二次的开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汉武帝本人的英雄气质有关，他那个时代监狱和朝廷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
余秋雨：我补充一句，就是好多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有让他的手指游走在朝廷和监狱之间的一种快感，这种游走是试验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对于各种生命的控制力的一种游戏，所以他可以非常随意地把司马迁判处死刑，也可以把他再次提升，在这种游戏当中他感到了一种权力快感。
学生：有一个例证可以支持您的观点，史书上写汉武帝为了掠夺汗血宝马，发动过很多次战争，灭掉了西域几个国家，这可也是一个例证。汉武帝这种有一点乖戾的性格的一种证明。
余秋雨：为了几匹马可以发动一次战争，这个马和我们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牺牲是不成比例的，正是这个不成比例的这种情况，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叫做尚武的时代。另外就是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心理状态如何？这种心理状态对他的写作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学生：秋雨老师，我记得我在看司马迁写的《报任安书》的时候，就很难想象他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精神状态下来完成这个著作，是不是因为他父亲给了他一个志向，同时他自己又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当他处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他已经知道自己所肩负起的历史上的一个使命，所以他不得不为了完成《史记》而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残缺的生命来把这个事件完成。
余秋雨：对，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大概和他没法救他的朋友任安也有关系。他在《报任安书》里讲清楚了，就是你想我为什么受刑，因为我为李陵说了话，李陵和我关系其实是不深的，我都为他可以受到极刑了，那么你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没法救你，理由何在呢？只要有一丝可能让《史记》中断的话，那么我的整个事业就全部破产了，但是我救你就有这一丝可能了，只要我出来救你，就有一丝可能使我的写作中断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做了重新思考。
在《报任安书》里，他以一句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话做了价值论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不要把泰山这两个字的比喻加诸太多的现代意义，在我看来他的泰山就是《史记》，这是他在屈辱中的一个选择，也是他实在没法救他的朋友的一个原因。
我们真的应该抬起头来仰望司马迁，当我们读《史记》的时候，一方面知道他用屈辱之身在写这本书，但更值得我们佩服的是，我们在他的篇页当中找不到屈辱的痕迹，他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全部辉煌，他笔下的英雄仍然是英雄，他笔下的正义仍然是正义，没有一丝一毫的有关他的那种冤屈的痕迹。他只是在《报任安书》和自己的自序里边集中地说了一下而已，没有影响他的史学本体，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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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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