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个人被架在十字架上”

南方周末：你写到了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怀念八十年代浪漫、光荣与激动人心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被架在十字架上的，是这样吗？

王蒙：其实我说的不是我个人被架在十字架上，而是说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能够把力量寄托在一个超人间的力量上面，不能够寄托在一个超现实的与形而上的一个救赎上面，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南方周末：那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弥赛亚的？

王蒙：是。越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农业的国家，特别容易产生弥赛亚情结，就是期待救星的出现。但是这个和现代的理性的法理的国家并不是一回事。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了非弥赛亚情结的突破性进程，怎么样理解？

王蒙：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是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个是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是弥赛亚的，因为弥赛亚主义者往往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是一种通过政治或道德的审判，来救赎、创造一个人间的天堂。而这个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天堂不是用道德或政治的洗礼就可以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种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更多的是按照经济的规律来的。但这些并不要紧，因为我无意在这个书里头作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论述，而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经验、体会和遭遇。

南方周末：就你所说，这种弥赛亚情结发生了变化，那么，文学拯救的意识和功能是不是完全丧失了呢？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物质主义语境下，文学应该起什么作用？

王蒙：我想文学拯救的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拯救的功能我并不想把它想得过于绝对化，所有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精神都是一种救赎？这不一定。有些文学作品，比如说它表达那种强烈的愤怒和批评，它很难起到救赎的作用，而更多是一种暴露或者谴责。比如说阅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起不了什么救赎的作用，但是它也算是戳穿这个社会上一些丑陋的洋相，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带有一种救赎的色彩，有的是带有一种补充的色彩，比如说大家都耽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但是文学作品还能呼唤一点人的纯情和善良，或者是美的梦幻，所以说有的是一种补充，有的是一种回归，在东莞是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成绩都是改革开放、开发、经营的结果，但是文学作品有时让你回归到相对比较自然、比较纯朴的状态，甚至让你忘记一下公司啊、股票啊，就是说也起回归的作用。

这里我还有一个想法，也许说出来不是很好听，就是有一些作家，对自己精神救赎的作用的估计是不是过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抱着一种准弥赛亚精神所写的作品，他自己以为他在充当弥赛亚的角色的作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接受、传播和认同，我想这样的一些例子俯拾皆是，我就不具体地谈人了。前好几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四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当红的中年作家去签名售书，结果受到冷落，然后这四个作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每个人都大骂一顿，中国读者的水平太低。我想读者水平永远不会很高的，而中国读者的水平不一定非常高，美国读者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你看看美国的电视剧和好莱坞的电影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水平。文学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弥赛亚的位置，它和读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是一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