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聪明”与“二杆子脾气”
人们说他聪明甚至“过于聪明”，他自我辩护是“二杆子脾气”：“有很多冒傻气的东西我都写到了”，“也有各种惭愧”。他在第一部自传《半生多事》中透露他父亲日记中的隐私：“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他遂把父亲当作反面教材：“一辈子不做父亲那样的人，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
5月30日上午，演讲前，王蒙在他下榻的房间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王蒙夫人“芳”（崔瑞芳、芳蕤）在旁。“芳”随同王蒙在新疆呆了19年，夫唱妇随，作家张贤亮说，“王蒙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不需要有绯闻”。
王蒙招呼记者：“要喝水那边有开水，你们自己倒。”
文学把自己提升到弥赛亚的位置是一种悲哀
南方周末：王蒙先生，你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新疆那样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一二十年，同时你的小说《十字架上》又解读《圣经》。我就在想，这三者之间，你找到什么样的共同点、公约数？
王蒙：我觉得从人们的社会理想，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愿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年轻时候自己经历了，也参与了——虽然是在自己非常年少的时候——这样一个人民大革命，而且相信这样一个人民大革命能够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人带来新生——确实也带来了——我想这在当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活的事情，完全是实际生活的一种表现。
在新疆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也更多是和民族问题放在一块的，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它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这些民族都是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徒，我受到他们感染的更多是他们生活比较简朴，注意卫生。伊斯兰教确实有一种——张承志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清洁的精神》，咱们管伊斯兰教叫清真古教，“清真”在阿拉伯语的经文里头实际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清洁，做人要做到干干净净；而伊斯兰教最反对的是邪恶、肮脏。把清洁当作一种价值观念，甚至是相当核心的价值，这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对它有所了解、有所借鉴的。我常常很感叹，因为新疆农民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新疆这些少数民族是最注意洗手的，他一天不停地洗手，这对抵御“非典”都有很大的好处（笑）。
基督教的情况并不一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的中学本身是个教会学校，也有少量的周末传教的活动，我参加过一次，一次还跟着学唱赞美诗，后来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当时我正是追求革命，就再也不参加了。但是在我担任文化部部长的期间出访一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到处都是教堂，到处都是和耶稣、圣母有关的绘画、雕塑……当然你也很感叹，这些东西作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
南方周末：《十字架上》是一篇1980年代的小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汉学家高利克评价认为它是你最好的小说。你理解的十字架和西方人或者基督教世界理解的十字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你写这个是不是和当时你自己的命运体验有关？
王蒙：我想是这样子，其实我这个书里（指《九命七羊》——编者）都写了，再多作解释会有点画蛇添足，我想人们对于一个所谓弥赛亚——实际弥赛亚用中国话说就是救星——对于救星的向往、追求、信赖乃至于对救星的失望和不满足，这既是常常有的现象，也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想，这种现象不管它的出发点多么好，但是它会达到相反的效果，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反正有些话，尤其是对一些小说，自己也不必对它作最确切的解释，如果你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别人阅读起来会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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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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