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窦文涛：那您觉得您最倒霉是什么时候？
王蒙：最倒霉就是1958年，1957年已经那个高潮过去了，1958年把我给找补进去了。
许子东：我还记得老舍也批判你，是吧？
王蒙：没有，老舍批判过刘绍棠，茅盾批判过刘绍棠，他们没有批判过我，而且关于我的划右派没见过报，因为这个就跟毛泽东当年的保护有关。
许子东：但是你这里边说最后是周扬排版的，这个确实？
王蒙：是。
许子东：你这个书里边对周扬的评价非常引人注目，我相信将来读者读了都会觉得周扬后期力不从心了，做了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在我们这代人看了，觉得晚年的周扬一生做的很多错事，可是晚年是他比较反省、清醒的时候。
王蒙：其实我觉得对周扬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其实都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譬如说有的年轻人写周扬，说周扬仕途上如何如何，我们看着都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在周扬那个时候，他不会考虑到他无法接受仕途这个词。
许子东：你觉得他在左联的时候也是理想主义者？
王蒙：一个革命家，但是他人性的弱点当然也有，譬如说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一呼百应。另外，他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不是我能够判断的。
许子东：可是他后来的人道主义我始终觉得蛮重要，我觉得你这里边好像不无保留，尤其你知道前几天王元化先生去世了，我知道《新文学大系》最近的一卷是你跟王元化一起主编，是不是啊？
王蒙：对。
许子东：周扬那篇重要的文章其实很多是王元化的想法放在里面，我觉得你的书里边好像也不无保留的，是什么原因？
王蒙：我写过关于它这个是另外的文章里头，就关于叫《悲情的思想者》，我是一篇专文，在《读书》上发表的，专门谈周扬的这个后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周扬他后期想总结这个，从理论上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许子东：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
王蒙：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中国不能离开世界。他也非常希望保护这些中青年的作家，使他们能够在文学的思潮上更开阔一些，这些我都是肯定的。但是他总是想从用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许子东：你觉得不行？
王蒙：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问题，确实革命党和在野党可以拿着意识形态当这个根本，那么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因为它要保持连续性，要保持一种这个正当性，所以它要强调意识形态，同时呢，它更多的应该强调的是为人民谋福利。
窦文涛：就是以民为本嘛。
王蒙：所以周扬那个时候他老是想就是提出几个关键来，提出关键来以后就把中国的整个纲举目张了，这一点来说实际上不见得是对。
许子东：知难行易是在野革命党最重要，但是执政的话就不单是个知难行易的问题了，知难行易，不易了。
王蒙：执政的时候有许多东西它是属于一种行政的管理。不管什么党执政，社会得有秩序，得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得关怀民生，不能让小偷横行等等。周扬的悲剧在哪呢？他有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
许子东：使命感，而且弥补他以前多年的很多失误之处。
王蒙：对，他有这个。他做了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有一点他把自己想的过高，我只能这么说，周扬对我来说非常好的。我说这话啊，有点内心惭愧，我不应该说他一个不字，但是他是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
编辑：
刘春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