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说，8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很多很有才华的人，那是一个活跃而且充满热情的年代，那是我这种80后出生的人，没法体验和理解。

崔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已经很长时间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市场原因造成的。所谓的市场原因，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我们受的是一种或者可以说两面夹击，或者说四面楚歌，或者说是我们是最幸运的，我们才能够处在这个地位。四面楚歌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灾难，恰恰是一个运气。

因为很简单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第三张专辑叫《红旗下的蛋》，当时出了两个星期之后，就被停了。完了我们同事在同年想去台湾演出，台湾也不愿意让我们进去，因为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是敏感。中国会认为说，红旗从来没有被蛋同时连用过，我们可能是亵渎红旗呢。

台湾人也会这样认为，说红旗象征着我们的敌人，他们下的蛋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蛋又是人的身体中，起到什么样的意义呢？也是一种威胁，他们也是一种危险信号。所以都会变成，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所以说我所谓的四面楚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政府不喜欢，商业不接受，传统不接受，同时盗版。一系列东西你都没有生存的机会。而他们所能够接受的东西，是摆在他们眼前的，所谓的80后，他们看到的东西全都是如雷贯耳的广告，而且甜言蜜语，而且皆大欢喜，谁都喜欢的一种结果，都去选的一个对象，是这么结果。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是不厌恶，他们肯定注意到我们，什么样的人，我们周围有大批的甚至90年代的人都有。

崔健：摇滚乐能带来一场革命

梁和平：可是你看，刚才讲的滚石乐队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他们都已经60岁了，去上海是前年还是去年，他们命运跟崔健的命运就完全两回事了，他们现在已经都是60多岁的人，依然可以在舞台上不会产生那种反应。

崔健：我相信的就是，如果要是我们受到了公平的待遇，比如说我们的呼吁实际上也是要求一种公平，保证真唱运动也是一种公平，公平的呼吁我们并不是要求去镇压，所谓的我们认为是不真诚的对待观众，我并不是要求他们，要取缔他们。恰恰相反，是要求公平对待听众，完了现在我们的广告都不允许上了。

窦文涛：不是公平的竞争。

崔健：而电视，广告恰恰是这些80后群体能看到的东西，他们喜欢这种广告，这种视觉化做得很完美的东西。但是也有一批年轻人，我刚才没说完，也有一批甚至90年代，80后的一批，他们已经开始厌恶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在寻求一种野性的东西，这些人自然就会想到，原来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出现得那么早。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的竞争。刚才和平举个例子，是滚石乐队或者是其他的老牌乐队，他们市场要是不公平，他们可以反诉的，可以起诉你们，为什么去限制我们。

窦文涛：所以说摇滚乐应该是反压迫，反饥饿，反不公平竞争。

崔健：我觉得只要是公平的东西，我相信摇滚乐的能量和它的那种生存能力，要比流行乐强一百倍。它的竞争能力和它的要求自我保护的能力都应该是非常强的，甚至它能够带来一场革命。它甚至带来的是一种综合性的革命，文艺界的革命，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对演出的，整个工业环境的保护。包括对演出质量，对电视演出的所谓音乐节目的一种改革，都有通过摇滚乐改革出来。

窦文涛：我觉得，中国现在假冒恶劣的什么事各行各业太多了。当然也没那么悲观，就象你刚才说，我觉得我周围，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还是对中国的摇滚乐感兴趣，到现在还有。

崔健：是啊，我当时不是说了嘛，跳高并不是不爱体育。我每次都要失败的跳高，并不是说明我对跳高的运动的不喜欢。所以我抱怨，如果一个人停止了抱怨，实际上是停止了积极的思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要让摇滚乐对社会产生抱怨，我觉得是正恰恰证明了社会的积极的发展。恰恰在文革时期，甚至在现在的专制国家，他们没有抱怨的声音。

窦文涛：没错，就象有人说过，说这个言论自由就好比个比方，就好比什么呢，说你打了我一拳，我得叫一声，叫一声这东西就是一种抒发呀。其实对社会有好处。

梁和平：比如说过去我们的教育和西方教育有个天壤之别在哪儿？我们过去都还记得，我们过去叫干一行爱一行，对吧。西方正好颠过来，是爱一行干一行。所以事情就是在这个根本上的差异，西方由于我喜欢，我才做它，然后做好了还不白做，社会还给我应有的一些荣誉也好，中国那是什么，本来我就不喜欢，接着做了还白做，白干。就是这种东西当然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可以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问题，可能我想再过去十年二十年，这部分肯定会比现在越来越好得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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