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名人面对面》“汉语拼音之父”下集，一下为节目文字实录：

周有关：百岁人生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他被誉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年过百岁，笔耕不辍。

许戈辉：人家说长命百岁是一句祝福语，您现在都超过一百岁了，您可以去冲击吉尼斯世界记录。

周有光：大概一百岁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结束，超过一百岁是例外，我说是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的百岁人生，视为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周有光：我从小学到大学，我自己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很大。比如说原来的私塾，后来变成，那个时候叫洋学堂了。我家里的男工带了我去看，把庙里面的菩萨打掉，变成小学校，后来我就进这个小学校，我自己看到。所以我看到私塾到洋学堂，我看到男人长辫子到剪成短头发，我看到女人小脚变成放大脚，我看到家里面原来点洋灯后来变成点电灯。

许戈辉：灯泡。

周有光：而我的生活的环境呢，我们的家乡是江苏常州，可是后来我们家到苏州，后来到上海，所以我的小的时候读书时代，是上海、苏州、常州这个小区域，就是沪宁铁路的东部，这个地方呢，刚刚是中国当时吸收外国文化的一个口子，那个时候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许戈辉：那您学经济专业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

周有光：学经济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的想法，我觉得也有道理。他说中国最重要的是要经济建设，你经济没有建设好，旁的都是空话。这个思想影响了我，所以我就学经济。

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主攻经济学。毕业后进入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作，并曾被派驻名声显赫的美国华尔街就职；解放后，他回到上海担任经济学教授。虽然年过半百因偶然原因转攻文字改革，但时至今日，经济学出身的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动向。

周有光：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变化很大。我们特别是经济改变了。经济改变了，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就是接受外包。

许戈辉：但是外包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大工厂了。

周有光：你不接受外包不行啊，这个文化大革命搞得我们真是苦得要死，再搞下去搞不下去了。所以邓小平就改变了，改革开放，最重要就是这一方面。所以由于接受外包呢，这个外国的经济学就不能不学了，特别是凯恩斯的经济学不能不学了。我给你讲一个有趣味的事情，50年代，我在人民大学兼课，我下了课的时候，在那边喝茶，另外有两个教授讲话，他说我们请来一个苏联教授，经济学的，他一张口就骂凯恩斯，学生说我们不懂凯恩斯，请你介绍一下。他说我不能介绍，我介绍了就是给帝国主义做宣传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凯恩斯的书都翻译了，现在是凯恩斯的书到处都有了。可是我们引进西洋的学术，自然科学方面引进得很快，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好多还没有引进来，我希望将来慢慢地，我们都应当引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