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解读汉字繁简之争
2010年01月12日 10:10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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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闻道 夕死可矣 壮心存 老骥千里 忧天下 仁人奋起

主持人(许戈辉):我今天这位采访嘉宾相当的特殊,首先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他已经105岁的高龄了,然而当我慢慢地走近他,才发现原来年龄只是他不可思议的一小部分。我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大多都学过拼音,而这位老学者正是汉语拼音的制定者之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他,偏偏是半路出家,年过半百才从经济学领域游到了语言文字的海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82岁的时候,他开始学电脑,之后的所有著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而去年,104岁的他又出了自己的文集《朝闻道集》。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当我真正地坐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他新书扉页上的那几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许戈辉:周老,我看到您最近刚刚出了一本书,这里边我看有很多文章都是您一百岁以后写的。

周有光:对。这本书都是一百岁前后十五年,大概十五年左右写的。我这个时期写的文章很多,因为没有事情干,乱写的杂文。

许戈辉:那您都是怎么写呀,现在是用笔写,还是您跟人家说,人家帮您记录啊?

周有光:我有一个小的电子打字机,实际是一个小电脑,可以打中文英文,方便得不得了。我在那边房间里面,我的大电脑放在这里,这个大电脑呢,我跟外面联络用的,我自己写文章呢,我用这小电脑。为什么呢?那个写文章方便,打拼音它就变成汉字了。

的确,信息时代快捷方便的交流,离不开汉语拼音的创造。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天天使用着自己建立的现代汉语拼音系统,将他的思想传播得更远。而要追溯他与汉语拼音的结缘,那还得回到他的大学时代。

周有光:我在大学里读书,虽然是主要学的经济学,可是我业余,对于这个语言文字学很感兴趣。我从中学到大学,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中学主要是学中国古代的东西,一到大学呢,我进的是所谓叫帝国主义的学校,最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在当时。一进这个大学,它的校园语言是英语不是中文。一进这个学校里面,除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些课程是中文,其他都是用英文。老师解释都是用英文,学校里发布告都是英文,连门房讲话,看门的人讲话都讲英语。这个语言一改变,又发生许多问题。比如我进大学的第一天,你要交钱嘛,交了钱呢,他就给你一个卡片,这个卡片上面就把我们的名字印在上面了,不仅是有中文的名字,还有字母写的文字。

许戈辉:那个时候的字母是什么,是拼音吗?

周有光:老的拼音。

许戈辉:老的拼音。

周有光:这个老的拼音不是拼的普通话,是拼的上海话。

许戈辉:哦,真的?

周有光:因为那个时候国语在上海还不流行啊,上海话还是主要的。那么他说什么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字母来排的。这个非常方便呀,否则你的档案啊什么东西,你要查就查不清楚了。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管理的方法,叫字母管理法。这个立刻就看到西洋文化的效率问题。否则我们的档案你要查起来困难得不得了,他们一下子就查出来了。这是一件很小的小事情,第一天就给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语言文字,跟工作效率有极大的关系,这样子我对语言文字就发生了兴趣,不过一直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一直呢,业余我就自修,我阅读了一点语言文字的课程。后来到了欧洲啊,我就发现这个字母学很有趣味,因为字母学,在中国没有这门学问的,我觉得很有趣味,我就自己看,自己自修,我买了许多书,我想不到隔了几十年之后有用处。

大学里学习经济学的周有光,毕业后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其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被派驻纽约和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他返回中国,随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到了1955年,虽然自称为语言学的门外汉,但周有光却需要面对人生中的又一次转变。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5年举行一个大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央叫我来参加。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嘛,我教的经济学,不是这个。那么开完了会呢,我又赶快要回去上课的呀。那么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因为新成立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需要人,希望你来参加这个工作。我说不行,我说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当时这个复旦的校长呢,也是劝我,劝我改行。他认为这个语言文字也是很重要,那么我就改行了。所以到了1955年冬天开会,1956年呢,我就调到北京来了。从此以后呢,我跟经济学就离开了,就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不久,年过五十的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周有光: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议呢?因为当时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老百姓80%都是文盲,就要很快地把这个文盲提高文化,那么就把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这个文字改革运动,不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清朝末年就有了,一步一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有了这个专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来做这个工作。这工作要求四件大事情。第一呢,全国都要会讲同一种国语,后来改名称叫普通话。第二呢,除写文言之外,一般的东西都要写白话,叫白话文运动。还有第三呢,这个汉字乱得很啊,一个字有多少种写法,我100岁的时候,人家送我一个《百寿图》,一个寿字写了一百个样子。

许戈辉:是汉字的魅力,也是汉字的麻烦。

周有光:但是呢,你到了机械化、电脑化的时候,你每一个字只能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嘛,这就是简化嘛。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有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因为汉字读音困难,所以制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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