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称中国是金融危机的大赢家

许戈辉：这是你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吧？你来过多少次呢？

索罗斯：我来过很多次了。1989年之前，我来中国的次数非常频繁。1986到1989年间，我在这儿有个基金会，我来得很频繁，然后我就不来了。2001年我又来中国，然后是2005年，现在是2009年。1989年就中止了。

许戈辉：你在1986年建立过一个基金会吗？我听说你计划这么做但没有（实施）

索罗斯：不，当时它的确在运作，后来我关闭了它。

许戈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索罗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希望人生有更多的收获，而不仅仅是投资上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最让他烦恼的就是人们为了成功而崇拜成功，不尊重所谓的内在价值，也就是社会公德和对真理的追求。于是乎，赚了大钱的他，希望把财富投入到在他看来更有意义的事情当中去。

许戈辉：根据你“开放社会”的理念，你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

索罗斯：中国是一个开放着的社会，我觉得有很多自由的讨论，我觉得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朝着“开放社会”迈进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采用西方的民主，因为那也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愿。而且我觉得中国有这样的意愿，因为中国还不够民主，国家领导者知道他们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他们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事实上，他们在自我批判和来自群众的批判的声音都很开放。所以，我认为中国非常有希望。成为一个开放社会，对中国也很重要，因为中国非常非常成功，我觉得中国是一支正在崛起的力量，金融危机也加强了这一点。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后来全球化的经济崩溃了，中国同样也是主要受益者。因为在这儿，政府对经济影响力还是很大。随着信誉的崩溃，现在唯一的信誉只有政府。所以在美国、欧洲，政府非常重要，但是在中国，银行系统依然在政府的控制之中。在美国、英国，政府要提供资本，有很多不愿意接受政府资金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多，所以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赢家。

在美国传记作家罗伯特·斯莱特所著的《索罗斯传》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1986年，索罗斯来到中国，梦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基金会，但是他没有成功。索罗斯发现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是信奉孔子的伦理观，如果你给一个人一些帮助，这个人会对你感恩戴德，忠诚于你，并且在下半辈子都指望你来照顾他，这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

索罗斯：中国正在向法治迈进，我觉得你们也需要国际法律、国际理解来进行金融市场的运作。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这些规则是很重要的，从很多方面，中国对我的市场理论的理解要比西方国家还要好，因为他们还没有像西方经济家那样完全信奉一个教条理论。例如，我听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发言，在一个小范围的演讲中，我可以听到一些词，然后我想要一份文本资料。其中，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他说在工程学有一个词叫“反馈”。事实上，“反馈”就是“反身性理论，是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所以，他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比其他专家要好。所以，我觉得对中国而言，接受批判式思维、加速言论自由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中国会成为世界上非常成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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