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作假，能比他们做得好

记者：你想告诉说，人气绝对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那个尺子？

崔：对，如果要是讨人气的话，我有很多的工作都可以做，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受到电视台的邀请，我们要是想提高人气，早就做了，很容易就做，而且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而且我们是做这个制作的，我们会做这个，怎么样做假，能做得非常好，比他们做得还好，我们没有做，因为那是提高虚假的人气，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要提高的什么人气，我们真真实实地给你表演的时候，完了那个时候人气要是多的话，我们是真正地感到骄傲，人气根本就不是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没有像你们所想象的，我们痛苦，我们就是，我们不喜欢我们这种尴尬的境地，或者说也许这种尴尬是最大的一种价值，将来会产生极大的反弹，就像一个赌博一样，你一拨人没有中彩，它的价值就会自然地延续到下一个中彩者身上，也许中国在等待着，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我都看不到中彩，摇滚乐的中彩，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中彩，因为这个文化，太需要反叛。

记者：你应该特别怀念20年前吧，怀念那个时候的那个音乐氛围？

崔：恰恰相反，而且我对那些死喊的那种，20年前多么光荣一样，我自己也觉得，也是一种懒惰，总是说自己过去那是一种懒惰，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没有延续20年前的精神，你等于在亵渎20年前。

1961年出身的崔健受父亲影响，14岁时便学习演奏小号，23岁时与另外六位专业音乐人成立了"七合板乐队"；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摇滚乐由非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崔健便在那时开始了自己的摇滚乐创作。

20年前，在北京这种街头上，骑着自行车，听着那种耳机，完了放着一些跟我们这个土地没有关系的一些音乐，说白了，不就是摇滚乐，唱着英文歌，我们也听不懂歌词，当时我们感觉自己的生活特别美好，北京的那种，那种夜景，完了一到了家门口，不愿意再回家，还要再转一圈，再去听其他的这种，就这种感受，实际上就发现，这是一种生命的价值。完了逐渐逐渐才会把这种，这种商业上的成功，还有包括这些这个，就是那种主流生活方式的比较，融进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外国的明星家里有什么东西，完了，开什么车，是做这样的比较，同时才意识到，哦，我们生活的这种幸福，是还需要有另外的物质基础的保护，这点我们才逐渐逐渐理解，但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个。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25岁的崔健穿了一身长褂走上舞台，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歌曲结束时，被震撼的观众起立鼓掌。不久，中国的青年人开始在校园的宿舍用吉他演唱崔健的歌曲。

崔：我曾经有一个歌词是这样写的，就是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们就是那种。

记者：你觉得这是对于你这一代人的一个。

崔：对，你说我们也没有上山下乡，我们文革期间。

记者：文革中也没挨过整。

崔：对，正好是在这个，最阳光灿烂的下边生长的这么一代，而且父母又是部队的，而且也没有受到文革的那么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在这点上，我们更愿意说我们的直觉受到了保护，在我们的直觉去跟社会发生冲击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压抑，但是我们首先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直觉比人家强，或者比人大，才有了这样的压抑，如果我们从小就把自己的直觉阉割掉了，也许我们可能这种压抑也没有了，我们早就被扭曲了，所以说，也许换句话说，我们也许应该说王朔或者说姜文，他们都是部队院里长大的，但是你通过他们的身上看到那种精神，是一个人自然成长的时候，他没有被磨的那种棱角，完了跟社会发生了冲击的时候，他的反应。

从艺术总监到演出嘉宾

在这届雪山音乐节中，崔健依然压轴演出，而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只作为表演者登场，而非上一次的组织者。

崔健：第一届作为一个艺术总监，所以我可能容进了很多个人的理想色彩，在这个音乐节里边，所以在商业上，和在这种，在这个知名上和这个新闻效应上，成为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感觉，当时我们那个音乐会好像，那个音乐节好像影响很大，但是商业上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成功，所以这一届呢，他们可能就要反过来，他们要先注重商业的成功。

记者：那这一点是你没有作为组织者的原因吗？

崔：那倒不是，我觉得我太累了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音乐节，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演出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就是不是100%的我，我觉得顶多也就算是一个50％，剩下的那种体力已经都耗尽了，精力都耗尽了，完了在演出之前还要去。

记者：协调好多的事务，是吧？

崔：协调一些问题，对，所以已经累得嗓子都几乎哑了，所以对音乐实际上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打了很大折扣，所以我希望我这届音乐节，能够更集中地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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