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楠：回顾上个世纪，1949年是个大变动的年份，这一年，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也就是在这一年，小小的台湾海峡上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迁徙，两百万中国人在命运的裹挟之下登上了人口只有600万，还处在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台湾，而大陆则留下了百万支离破碎的家庭，这些蜂拥而至的外乡人，他们住进学校 寺庙，甚至是仓库等等，一切可能的容身之地，屋内南腔北调全中国的缩影，而屋外则是他们安身立命，有些陌生的土地被命运带着来到了台湾，13岁举目无亲的高秉涵流落到了台北街头，拖着受伤的双腿开始刨捡垃圾和狗抢食，开始了他在异乡的生活，后来在同乡的帮助之下，经过六年艰苦的半工半读，他终于考入公费的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之后成了一名律师，退台初期蒋介石曾经许诺，一年准备，三年反攻，五年成功，但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当年的青春少年都已是两鬓斑白了，故乡最终只是梦里一次次出现，但早已支离破碎的黑白记忆。

高秉涵：中共这边越来越强，一开始还比较乱，越来越强，觉得回家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一个是共产党“血洗台湾”，我们死到台湾，一个是老死到台湾，死就这两个死法，那时候回去，回家乡几乎不可能了。

解说：1981年的冬天，一个已移民阿根廷的山东菏泽籍华侨回乡探亲，返程时特意绕道台湾，给流落台湾的菏泽老乡带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在菏泽同乡中迅速传了开来。

高秉涵：全台湾的菏泽人都来了，老的小的都来了。

解说：一家烧饼一个，耿饼3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最初分发很顺利，但当分到最后的，一袋三公斤菏泽的泥土时，人们对怎么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决定一家分土一调羹，
为保公平，大家一致推选，作为律师的高秉涵主持分土。

高秉涵：他们对我的条件是，我可以分两调羹，因为我有功劳，分土很辛苦，拿那个调羹是瓷的，还拿了一个铁的米达尺，因为那个要分调羹的时候，完了以后还要平起来，不然的话有的多有的少，那怎么办，分土的时候，大家都是大眼瞪小眼的，开始一家一家的凭身份证。

晓楠：天哪，这么严格。

高秉涵：还有不认识的，有好多同乡，都是外地来的，有不认识的，凭身份证，上面要写菏泽才行，不是菏泽，我怎么能分给你呢。

解说：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下小心谨慎地进行，但意外还是突然发生了。

老师的痛哭，让身为律师的高秉涵多了点“私心”，他一点一点争取，最终为老师剩出了一调羹家乡的泥土。

高秉涵：再给他一调羹的时候，我的老师要不是我扶着他，他真的要给我跪下了，老师，感谢我不得了，感谢，一个劲地谢我。

解说：高秉涵把自己的两调羹土小心翼翼地拿回了家，离乡32年后，他第一次“品”到了家乡的味道。

高秉涵：我的两调羹，我一调羹放到我的保险箱，另外的一调羹用白开水，我把它分成两天喝完。

晓楠：喝进去。

高秉涵：喝进去。

晓楠：带着泥土的水啊。

高秉涵：带着泥土的水。

晓楠：那是什么味道？

高秉涵：无色无味的，但是很甜，我要说起来，你们都笑，喝了以后，还不舍得咽下去，不舍得，噗通一下，不是这样喝的，慢慢地品茶一样，再琢磨琢磨，在嘴里面，叫它在嘴里面多存在一段时间。

晓楠：家乡的味。

高秉涵：家乡的味，喝着，喝着掉泪。

解说：1949年迁徙到台湾的两百万人中，有近一半是无家可归的年轻官兵，这时已都两鬓斑白，因为长年战乱，文化程度低，身无长技，加上受限於当局早年军人禁婚规定，这些被台湾本省人称为“老芋仔”的老兵大都生活窘迫，很多人无儿无女，一些同乡老兵每遇到困难都会求助经过打拼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并有了家室的高秉涵，而高秉涵也有求必应，慢慢的，其他省籍的老兵也都慕名而来，高秉涵的家几乎成了一个老兵俱乐部。

高秉涵：我家里面乡亲最多，尤其是那些没有家室的，他们更是依靠我，他们的生老病死几乎都放在我身上，没有家嘛，那些老同乡，他们没有文化，他在社会上没办法跟人竞争，后来政府才成立一个荣民之家，管他们饭，那以前没有。

解说：回家已无可能，而人已近黄昏，很多老兵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

高秉涵：就说高秉涵，回家是不可能了，死到故乡是没有希望了，反正我也没有后代，我死了你记着，如果你还有机会回家的话，我死了以后不要忘了，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如果我家里哥哥还有，还有这些侄子，就交给他们。如果没有，你就撒到我们那个地，你知道吧，几亩几亩地，就撒到那里就好了，好，一个交代，两个交代，一交代几十个人都交代给我。

晓楠：他们等於在台湾是没有亲人的。

高秉涵：没有亲人，我就是他们亲人。

晓楠：你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们其实在去世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

高秉涵：最念念不忘，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