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本能发射最后一发炮弹
这张四十年前的照片，左边的战士叫杨宽让，右边的叫刘建烈，作为陕南同乡的他们，同一年应征入伍，同一天入越参战，机灵的杨宽让是侦察兵，高大的刘建烈是二炮手，作为高炮62师的战士，他们共同见证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太原防空战。
美国已知道我们高炮62支队到太原来了，他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狂轰滥炸，满天就像老鸹子一样，交叉这么飞呀，打第一发炮弹的时候看得很清楚，炮头的火，啪，轰出去以后，一般四个黑糊糊的好大个家伙，掉下来以后，火光，烟，响声，这个没听过炮弹的，一个炮弹就把你震聋了，你就根本就听不见了。
我用望远镜看到这个飞机在天上解体了，开花了，再一个就是往下落的时候拉着烟那看到了以后很高兴，越南老百姓那都欢呼打下那么多飞机，还打伤那么多，还有活捉驾驶员跳伞的，非常热闹。
在这张反映活捉美军飞行员的照片上，杨宽让写下了这样一行字“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惨烈的战斗之余，中国援越部队还参与越南的工程建设，在热带四五十度的酷热和潮闷天气中，这些中国战士整日挥汗如雨，他们也和当地的越南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情感。
那个修路的时候，那女同志过来要看表，要看表就抓住我们这些老兵的胳膊半天不放开，越南这些女同志，姑娘们，男同志小伙儿都到越南南方去打仗去了，也很少见到我们这些，尤其中国这些小伙子，军人也很精神，她们和我们一起干活她也很开心，她干一会儿来看看表，看表她就把你胳膊拉着这么瞅半天，劳动一会儿她又跑过来看表。
作为二炮手的刘建烈，吃饭时都不能离开山顶上的炮台阵地一步，夜里也不能脱衣睡觉，因为警报一响，几分钟之内就要赶到炮台。1967年6月7日，美军轰炸机大举轰炸太原市钢铁厂和发电厂等战略要地，刘建烈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冲上炮台。
据他们讲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受伤了以后，把这发炮弹一装，装出去也打了，打完了以后这个随着炮声响动以后就震得倒下去了。据我们战友讲，当时这个地方血喷得很远。
在头部被子母弹击中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刘建烈依然凭着本能搬起了最后一发炮弹，然后在高炮击发的巨响中轰然倒地，他这个如英雄雕塑般的壮举震撼了战友们，他马上被送回国内急救，从6月7号到七月末，刘建烈经历了五十天的生命垂危和记忆空白。
广州总医院正好在白云机场那个跟前，我听见飞机响，听见飞机起飞飞机响，我在喊，敌机，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经过五十天的抢救，刘建烈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但此时身高一米八五的他体重只剩下了90斤，并且一个子母弹的钢珠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大脑里，使他的一生都被严重的后遗症所折磨。“说真的，也有痛苦的时候，也有哭过的时候，回来以后就想这咋办，这二十来岁，这以后后半生咋过呀，我的天呢，确实很伤心，哭，趴在蚊帐里就哭，有一个多月连饭都不吃。”
回国后，刘建烈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他被授予一等功，并破格获得了领袖们的接见。那一刻，他心中的软弱与颓唐全部一扫而光。“主席呀，总理呀，当时林彪呀，江青呀，那出来以后那真是，你看那个招手那姿势那看了就是，看了让人非常敬仰他，从我们来讲，这是人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在刘建烈受重伤被送回国内后的一天，正在越南前线的杨宽让收到了哥哥从家乡寄来的一封特殊的信件。
“麦穗很大，颗粒饱满，再一个我想这从陕西能够通过邮局，把它能弄到越南阵地上让我来看，我就感到很激动啊，是不是我就想到了我当农民的时候种的小麦，那现在看来这个小麦品种啊，什么的，都不错长得那么好，丰收了。”在杨宽让因看到家乡的麦穗而感到幸福时，他并不知道亲人们此时正在为他生命的安危撕心裂肺地担忧着。杨宽让的同乡战友雷鸣入越不久后牺牲，老家公社在给他举办追悼会时，正好被路过的杨宽让的大哥撞见。
1967年8月23日，杨宽让随部队返回国内，经过八个月的战火洗礼，侦察连的战士们竟幸运地无一伤亡。
“尤其是我们那个指导员，1956年入伍的老同志啊，临到越南去之前给我们动员的时候他就说我保证把你们安安全全地带回来，一个不少带回来。他去世了，71岁，去世以后的话呢，我给他写了的一个怀念他的一封信，我说你像活菩萨一样，把我们给从越南安安全全地，平平安安地带回了国内，一个没少，正如你原来临出发前给我们承诺的一样，做到了，感谢你。”
40年前，32万中国的年轻人在友谊关庄严宣誓，踏上异国的土地，那时候他们每个人获发了一件越南军服，但是没有领章也没有帽徽。这场战争历时八年，最终有1400人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但是他们的亲人，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死后也无法得知去何处祭扫，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其实这一段历史一直比较神秘，有关它的公开的资料，是少之又少。杨宽让说，其实他当年刚刚从战争归来，回到广西边境的时候，受到过一小段英雄式的接待，但是真正回到内地，由于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这一段岁月是决然不能向别人提起的。于是杨宽让和他们的战友们，把这生生死死的回忆，深深埋藏在了心底他们化作再普通不过的人群，融入了茫茫人海之中。
1966年末，当部队从青海开赴广西准备入越参战时19岁的杨宽让在火车上甚至都看到了自己家乡的山头，但他无法下车和自己年迈的母亲告别，告诉她此去竟有可能就是永别，1970年，在回国后的第三年，杨宽让才第一次返回了阔别五年的家乡。
没想到还能够活着回来，最后能见到自己的老妈妈，一看到她还好，我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