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苏联的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锒铛入狱，而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背在身上的枪的摩擦声。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贴着封条，盖着章，我们就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这种恐怖的气氛人人都有危机感，那段时间非常难熬。
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着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李立三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然而，正当他迫切等待回音时，一场灾难悄然降临。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睡梦中的李立三夫妇吵醒。
李立三被带走后，李莎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她才勉强拿起笔，将丈夫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几日后，李莎接到学校团委通知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
自从被内务部抓走后，李立三音信全无，放弃团籍的李莎暗自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于是，她拿着共产国际的介绍信，开始了在莫斯科的监狱之旅。
尽管一直都没有丈夫的消息，李莎却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她反反复复地穿梭在莫斯科的各个监狱之间，期望出现奇迹。
在奔波了近半年后，李莎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
作为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李莎和母亲的每个月生活来源就是250卢布的奖学金，虽然说生活不太富裕，李莎还是会每个月按时去监狱转交50卢布。去监狱的时候，她一定会换上干干净净的一身衣服，而把钱交给管理员的时候，也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李立三后来在回忆这段苏联牢狱生涯的时候，曾经坦言说，李莎对于婚姻的这种付出和坚持，让他一辈子都充满感激。当时他说，他是住在一个四十个人的牢房里面，当每个月固定的时间有家属转交钱的时候，看守会拿着一份名单，来叫囚犯的名字。李立三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说，当时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走过去，真的接过那50卢布那一刹那，他突然放声大哭。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这天晚上，李莎躺在床上，想着身陷囹圄的丈夫，愈发感到心情沉重。
1939年，去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听说李立三入狱的消息之后，出面和苏方交涉，李立三才得以结束这段22个月的铁窗生涯。李立三在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之下，单方面停止了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于是没有党籍、没有户口，还没有工作的李立三沦为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他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家人生计。不过，虽然生活有点艰难，李立三和李莎这对相依为命的夫妻感情却更稳固了。在1943年8月10日的时候，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新生命的降临，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尽管政治前途还是比较黯淡，但幸福的家庭生活给了李立三极大的慰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这一年的12月31日，刚刚下班回家的李立三正准备和家人共进新年晚餐，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
此时的李莎心情复杂，她既为丈夫能够回国而高兴，也更为家庭的前景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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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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