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说的也是，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些人他们怎么约见面呢？他们就有很多种说法。李林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就顺带约好下回了；有人说就直接是串门，挨家挨户串，但是问题是那时候大伙儿是怎么能够一起骑车起到过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这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于做知识分子史研究来讲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是有必要要搞清楚，因为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

然后在这些小型的沙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像一些法国在启蒙时代的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他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头，就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面里面。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看到韩少功，他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辑本，就是手写的文学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回去抄家，他们当红卫兵，抄走了一个人，原来那个人是个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抄了他的书。一见他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为这个人就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更认真的是想听他说故事。

结果他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什么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但重点是放在那个可口可乐多好喝，那个巧克力多香啊。结果大伙儿红卫兵们就这个南洋华侨挨批斗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的知识，这也是一种说书，这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于是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这么一个场面，慢慢的竟然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些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跟他们说，嗨，你们枪都不知道怎么拿，怎么去打仗啊？然后这些小将们听了也不生气，就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跟他们讲讲这个世界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