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当然是很痛苦的。
可是这里面又提到了,湘军跟绿营兵,就是传统清朝那种绿营兵最大的不同,就是绿营兵是(地方上摆兵),将领是到处流动,让他们两者契合起来就是靠朝廷的命令。也就是说过去的兵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朝廷的调度节制底下。但是湘军的兵是将军自己招募来的,这些人的发和散全以将领一个人的存亡、去留为转移。
也就是说当湘军这种义勇兵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威胁了传统的朝廷的兵制了,这还不止,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军队,像湘军、淮军,他们也需要粮饷、也需要经费。这时候朝廷把一些像曾国藩这种,本来是民间崛起的人士任命他为地方的疆吏,任命为地方的掌权大臣,同时把财政权也交给他。
就是过去属于中央整个全国的财政大全,也渐渐的被分拨到这些地方疆吏之中,曾国藩自己就感叹,“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然后他说,现在“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而且人才也过去大家都想着上北京,希望被皇帝重用,现在也都转到像曾国藩这些人底下,想当他的幕府。
这么一搞,就是地方官的权力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这是对清朝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传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观念就是觉得,朝廷必须要强,不能让地方官自己越来越专横。那么在这样的时代底下,这样的局面,这些忠心名臣,还好他们对国家有忠义之心,所以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后来像袁世凯这些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再看一下,当这个八国联军来攻打京师的时候,想想看,当时的东南各地他们搞什么呢?他们搞的就是东南互保。就是这些地方官他们不听朝廷下诏,与各国开战,反而南方跟北方几乎成了两个世界,他们十多个督抚,殿各国外部谋和,这真是一个奇观。南方的疆吏在朝廷之外俱成另一个中心,宗旨本在于留东南以救社稷,其中自有一番苦心,但是已经把本属朝廷的权力接了过来了。
在这样的时代底下,一个地方上掌权的官员,他是很容易就会开始慢慢藐视朝廷,到了清末的时候,为什么清朝会被辛亥革命一冲击的时候就垮的那么快?我们不能够忘记这里面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杨国强先生这个分析是很恰当的。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底下,我们就看到曾国藩,曾文正公真是了不起,他在那样的时代他一方面感觉到自己带领湘军,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时代变化;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上的节度兵力、财政、人才的权力,要不然的话,他没办法好好打这些仗。
另一方面他又发现,要对付洋人,比如说他当时带着这批疆吏,推出了什么制造局、翻译局、同文馆,这都是这些人搞出来的,而不是朝廷北京搞出来的,他们觉得他们做这些更变通、更灵活,也果然带来中国新的局面。但是曾国藩一天到晚在想的仍然是,这样子下去,我们的权力会不会太大?这样子下去我们会不会轻视了中枢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当然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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