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７月８日至１１日，为了全面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中国国务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３次经济形势座谈会，邀请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企业界人士参加，听取意见。随后，将先前制定的防通货膨胀，防经济过热的政策变成了现在的“一保一控”。那么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制高点》栏目专访了此次参加国务院经济会议的八大经济学家之一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曾子墨：7月25号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宏观经济形势，从此前的两防，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变成了现在的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李扬：确实如此，我想宏观调控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总是要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一段时间在政治局开会之前，有一系列的调查，媒体也做了高强度的报告，引起大家关注，其实这个调整是应当不断进行的。
曾子墨：这次我们看到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放在了第一位，有人就猜测是不是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大幅下滑的风险？
李扬：确实如此，一定是因为经济有了问题，才会有了调整，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的物价上涨之间相比的话，可能增长的问题表现得多一些，因此重点稍微向这边做一些倾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曾子墨：所谓的一保一控，控就是指控制物价上涨，但这次毕竟是把物价上涨放在了经济增长后面，有人就认为说这样的排序，是不是代表中国现在物上涨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压力不那么大了。
李扬：数据上显示是这个样子，对于物价这个问题，我觉得应当做一些分析，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物价上涨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内外都有很多的分析，总是让人觉得好像不得要领，或者说的只是盲人摸象有这种感觉，因此我倒是觉得分析中国的物价形势呢，需要比较综合，比较全面，我自己最近理了一下思路，我觉得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来分析，宏观层面呢，就是总供应和总需求的关系，在总量上面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所以在这点来说，中国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也就是恶化，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其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8%；食品价格上涨17.3%，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8.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3.5%。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0.1%，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8%，通货膨胀压力持续，虽近期略有缓解，但形势依然严峻。
曾子墨：那如果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的因素是相当稳定的，现在短期所面临的增长问题，更多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
李扬：我觉得结构性因素比较强。
曾子墨：那如果我们看短期，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经济下滑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大家对经济下滑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因为有人可能会说上半年中国GDP的增长，还是达到了10.6%，这个数字应该并不差？
李扬：是这样，如果绝对的看十点几，当然不差，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运行，首先不在乎它是高还是低，而在乎它是否有剧烈的波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调控当局分析了形势，而且做了很多的调研，中央领导直接去做调研，根据这样一些调研做出了政策，其实还是政策的机构性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看起来对于增长给予比较多的关注，那么调整政策体现了很多方面了，货币政策我觉得比较明显，就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把这个货币政策任务确定在维持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一个更综合的，更能够容纳多种情况的一个提法。
曾子墨：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的GDP增长出现大幅的波动的话，那么维持在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在你看来是比较合适的，是政府能接受的？
李扬：我们机构估算是在11%左右，我看了大部分也都是认为在10%到11%之间，是一个潜在增长率，当经济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内在活动的时候，是非常安全的，超出了潜在增长率，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比如说物价上涨。
曾子墨：如果我们说经济增长速度，上最好不超过潜在增长率11%的话，那么下不低于多少是比较合适的，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就业？
李扬：这个就很难说低的问题了，我自己觉得可能应当在10%到11%之间，以前有些算法，说中国不能低于多少，因为中国经济比较粗放嘛，比如说百分之几的增长，事实上等于零增长，我想这个底线恐怕在下降。
目前，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滑的背景下，国内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继续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万多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长蔡昉说：内地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导致了内地储蓄率的居高不下，从而使资产价格上涨。
曾子墨：但是如果一旦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储蓄率不能在高水平维持的话，那么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李扬：我发现你很前沿，这个问题是这样，以前这个人口问题，好像是一个不算是很重要的学科，是被一些好像非主流人去研究，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人口因素事实上是影响全部经济活动的一个最基础性因素。金融更是这样了，现在我们就感受到了，中国为什么高储蓄，是因为中国的人口中，就是从业人员，我们叫做人口的参与率在不断提高，那么储蓄率提高是自然的事情。当然现在我们是这样一种结果，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一个逆转，就是人口参与率如果下降的话，就所谓人口红利逐渐地减少消失，乃至负红利，那时中国的经济会真正遇到问题。
曾子墨：那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即便中国能够在维持比较高的储蓄率，但是过去我们以出口和投资来进行拉动经济，但是出口现在面临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过去这种低成品，低价格的出口，已经不能够在继续维持了，所以中国的经济是不是面临一个整体的产业调整，产业升级的问题？
李扬：确实如此，就中国经济已经应当说过了粗放的阶段了，过去我们靠拼资源、拼成本，甚至拼环境来促进出口，还有些政策的刺激，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是需要，代价是很高的，这个东西当经济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的时候，当时比较说吃饱肚皮为第一要务的时候，你不感觉，当你到一定小康，我们发现我们过去有一些可能是定得低了，有一些定得高了，这都需要调整。总的来说是中国到了一个，像质量，像竞争力，像效率要产出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在这个阶段结构调整就成了一个紧迫的任务，所以我们看最近两年结构调整实际上是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