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1964年10月16号，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据说毛泽东当时特别高兴，他一向反对为自己过生日，可是这一年他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一次，宴会前，工作人员拟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他看了3桌客人名单后，就十分郑重用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这一桌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宴会上，毛泽东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向大家介绍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呢？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施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的话，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涂元季：别人你可以，你要不干呢，我还可以再换一个人，但是钱学森那个作用，那可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因为他在美国怎么着他搞过导弹，所以在初期遇到了问题以后，当时在五院那时候，你要找老同志说起来，就是创建阶段，初期一批的，一碰到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最终怎么办？找钱院长啊，都找到他那去了，所以当时很多技术的攻关，要迈过这个坎儿，甚至一张纸，要把它点破，钱老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

解说：在涂元季担任钱学森秘书的生涯里，他曾经多次听老人讲述，许许多多如何克服困难，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这似乎是家常便饭之事，但其实就在毛泽东夸奖钱学森为“火箭王”的两年之前，一场失败的试射，就曾经让中国的空间技术科研人员们一夜白头。

解说：可是1962年3月21日，这枚导弹起飞后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在发射场附近的沙滩上。

聂荣臻鼓励大家，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涂元季：当时急于求成这种思想，因为那个时代，你想苏联突然一下子，把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们中国人提出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不用你我们也得弄上去，大家都拼着憋着这股劲呢，所以当时在这个五院那时候，提个口号把东风二号叫争气弹，争一口气，叫争气弹，尽快上天，所以其实政治热情是，当然是好的，这个应该肯定，那五院里你看夜里都是灯火通明，大家加班加点，热情非常高，在那个时代。

解说：“争气弹”不“争气”，导弹在发射之后一头栽在了地上，所有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都目瞪口呆，沮丧难堪，这个时候，钱学森临危授命，主持事后的调查，分析总结经验。

涂元季：那次发射呢是正好这个钱老跟我聊天说过，正好他没到前线去，他没在基地那第一线指挥，聂老帅在，出了问题以后马上就打电话叫你，你赶快带人带一个工作组马上过来，组织故障分析，所以第二天他就坐上专机就到了基地，回来就是对这个故障就进行分析，也找了一些残片啊，回来大家解剖啊，有一些东西还要计算啊，等等啊，这个都不知道开了多少个分析会啊，这个应该说这个我们是经过了这次失败，但是这次失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就是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这么复杂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掌握。

解说：当时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之中，钱学森带领大家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去捡残骸、碎片，任何一个小的螺丝钉都不放过，在捡到大量的碎片后，钱学森鼓励大家不要有过多的压力，要不怕承担失败的责任，在他的鼓励下，每一个人开始认领，自己负责的产品碎片，残骸，并认认真真找自己负责的产品故障。

涂元季：那个时候出了问题后我们都很，压力很大啊，钱老那时候为了鼓励我们，而且也是跟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每个礼拜，礼拜四下午说了，每个礼拜四我到你们所来，一定要把这个控制问题解决，钱老当时提出要求说，就是一根铅笔竖到这，你也得给我控制是稳定的，我们一定要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所以那钱说了话以后是绝对不变的，每个礼拜四准点到他们所里去了，就你这个礼拜比方说要开什么党委会，什么会，那我得去抓这个问题不参加，他钱他有这个权利，这也是聂老总跟他明确的嘛，技术问题他要负责啊。

陈晓楠：现在我们对“两弹一星”的通俗理解是，导弹原子弹加上卫星，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这对钱学森主掌的导弹的研制工作，就提出了现实和迫切的要求，因为将原子弹作为武器，导弹是非常有效和适合的运载工具，而曾经经历过，1962年试射失败的东风二号，能否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完成试射实验，乃至担负起搭载原子弹的重任，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更紧迫的是对整个国防大局的影响，此时的钱学森他肩上的担子，又何止千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