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曾被学校炒鱿鱼 回家钻研1+1独步全球
2009年11月06日 13:27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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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席卷中国,中国的科学事业又一次折戟沉沙。然而,困厄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心中的强国梦想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涌现了如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东方红一号卫星、氢弹、地震研究等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科技成果。文革结束后,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气候便是恢复研究生招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的科技事业又一次进入快车道。

凤凰卫视11月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拉开了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动乱,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科学院也未能幸免。昔日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同时中科院也遭到肢解,很多科研机构或被撤销,或者被调整下放。到了1972年,中国科学院的直属的科研机构,只剩下了北京地区的数学所等十几个单位。大批科研人员和科技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到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艰苦的地区,去改造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解说:然而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中国的科学家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凭着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热爱,他们克服了许多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干扰。继续从事着他们本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吴智诚(时任中国科学院赵九章秘书):我们国家放第一个卫星,是个有和无的问题,很重要。它的技术含量是很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意义。中国人能放卫星了,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所以当时我们设计总体组一个叫何振华的就提出来,咱们叫东方红。

解说:为了凸显东方红一号,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特殊意义,科学家们还决定赋予它一个鲜明的性能特征。

吴智诚:在苏联发射卫星都有个无线电信号,大家一听,这是卫星的信号,那么我们发这个信号用什么呢?是不是搞一个乐曲,这是国外没有的,这个在技术上还是比较难的。

刘力(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综合办宣传主管):半导体所在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地球卫星的时候呢,做了两个信标机,第一个信标机在天上飞着呢,播送着《东方红》乐曲,这是第二个信标机,当时同时做的,作为半导体所的历史,永久地存放在我们展室里。

吴智诚:在651时期啊,许多关键技术已经基本上突破了,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所以有些科学家呢受到了迫害。在这个情况下怎么,1970年4月20号还是发射了,成功地发射了。这个原因呢,一个呢,是由于前一段的工作已经有好多突破了,有些技术再改进,修改一下,就可以到真样星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仍然留在卫星研制一线的科技人员、工人和部队的一些同志,这些同志仍然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排除一切干扰,一丝不苟地保证了卫星的质量。第三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对放卫星的决心不变,周总理亲自指挥,全国军民齐努力,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是卫星能够上天的根本保证。

解说:1973年4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个被人们通俗地称为1+2的命题的证明,距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终极证明,仅有一步之遥,它立即震动了国际数学界。

李尚杰(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五学科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这个文章一发表之后,国际就是搞这个工作的英国的数学家,那时候已经出版一本书,叫《筛法的理论》的一本书,听到他文章发表了,马上就终止印刷,那原来就有十章,就把他这个,陈景润这个筛法,这个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呢,就作为第十一章列入这本书。

解说:1953年,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因教学口齿不清被辞退。1957年,在华罗庚教授的举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

在国际数学界,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世界数学王冠上的明珠,陈景润即痴迷于此。经过近十年的刻苦钻研,到了1966年,他已经初步证明出了1+2。

李尚杰:大概那时候的最早的论文是200多页,在专政队之后呢他还思索这个问题,简化这个过程,简化到四、五十页。

解说:然而此时偌大个科学院,已经放不下陈景润的一张书桌了,他被当作专政对象而反复遭到批斗,他以死抗争才换来了少许的安宁。此后他栖身于一件锅炉房改成的不足六个平方的狭小房间里,而房间的电线都被剪断了。

李尚杰:三年多的时间里头,他就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日子里头生活,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看他那床头上有两个煤油灯,再一看你没有桌子这屋里头,你怎么写字啊,我说。他把这个褥子撩起来了,褥子一撩起来我一看那个,那个褥子(下面)的木头啊,就是挺光滑的还。有一个三条腿的櫈子呢,坐那櫈子穿上就趴那儿写。

解说:在这样的条件下,1+2被证明了出来,这是迄今为止在哥德巴赫猜想上,依然独步世界的研究成果,距王冠上的那颗明珠仅有一步之遥。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列·韦伊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颠上行走。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不仅科学研究遇到困扰,科研成果的国际交流,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因如此,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成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这一国际首创的科研成果,自1965年合成成功后,被束之高阁近十年。1973年,杨振宁致函郭沫若院长,表示他打算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提名这项成果。但中央研究之后决定,资本主义的奖我们不要,直到1979年,才由杨振宁、王浩等向诺贝尔奖评委会提名,参与当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评选。

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一研究成果已经不再具有前卫性,因此未能获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何亮亮: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几多遗憾,几多无奈。科学家们却并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步伐,继胰岛素合成成功之后,他们又启动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研究工作。1974年9月26日,合成了第一个八核苷七磷酸片段,1981年完成了最后的合成。在国际上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虽然由于后来科学发展方向的转变,人工合成蛋白质的研究不再继续进行,但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国科学家所取得的成绩,是足以令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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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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