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麻雀被挽救了，被领袖煽动起来的集体狂热，并没有就此退场，进入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后果开始逐渐显现。最终一场旷日经久的饥馑，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解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正值“两弹一星”的攻坚阶段，那段时间，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然享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也因为缺少油水而经常饥肠辘辘。不久有人开始浮肿，有人患上了夜盲症，三年困难时期，科学院很多家庭开始养鸡、养兔子，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和家人增加一点营养。

边东子：现在我们走的是14楼，15楼的后面，那么三年困难时期有很多人在这，尤其到秋季，就打树叶，就做这个叶蛋白，俗名叫人造肉，主要补充点蛋白质。那么吃法就是把它和到面里头，和到什么里头，没什么味道，说老实话，没什么味道。再有，就是那个时候，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养小球藻，拿个瓶子搁上小球藻，这个小球藻，它必须得有二氧化碳，就往里吹气，所以那个时候经常隔着窗户看见大科学家在那，一本正经的，非常认真的在那往里吹气。

解说：那是一段既苍凉又温暖的记忆，应该说尽管元气大伤，政府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充分的照顾。1960年前后，张劲夫更频繁地出现在科学院的宿舍区。

胡亚东：从大跃进开始，不是就紧张吗？这张劲夫就盖了一个福利楼，就在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对面那个楼，那个福利楼就开了一个饭馆，是四川饭馆我记得。那时候大跃进的时候，灯火通明一直到晚上，到晚上七八点钟就出来，到四川饭馆吃红油水饺、鱼香肉丝，那是不简单，都可以吃上。

解说：为了让科学家们振奋精神，张劲夫专门组织了一支青年义务劳动队，每逢周末，他便带领大家到生活区清理垃圾、栽树、种花。

傅祖明（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之子）：然后这儿就非常漂亮了，都是桃花啊什么的，这个地方的松墙就特别高，我记得那小时候也许我个矮，就显得特别高。不光是这，还在物理所那边修游泳池什么的等等，就是把整个的中关村的生活区，就好像弄的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

解说：1961年早春，重返理性之途的国家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调整，1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特别要求，调研之后，各条战线都要拿出适合于自己的政策条文。

张劲夫认为，一项适合于科学界的政策，必须让科学家满意，解决科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为了让科学家们积鬰已久的情绪得到宣泄，起草小组决定，从摸底下手，让科学家们就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时值庐山会议召开后不久，毛泽东倡导的神仙会，很快便流行到了科学界。

吴明瑜：神仙会就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三不政策，当时劲夫同志在北京开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每两个礼拜一次，把北京地区的副所长、所长，这些老科学家请在一起，谈谈天下大事，自由交换意见，沟通沟通思想。杜润生和另一个副秘书长谢欣鹤呢，在中关村蹲点做典型调查，一个化学所，一个微生物所，所以收集了很多的信息。

解说：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一份被称作“科学十四条”的文件，在中国科学院诞生了。

杜润生（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一条纠正“浮夸风”，稳定研究工作，把出成果、出人才当作头等任务；第二呢，就是对于知识分子如何要求，什么红专呀，白专呀，什么拔白旗这一类问题，都按党的理论给它个正确的回答；第三个就是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能混淆，不能把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乱戴帽子，乱贴标签。

解说：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在气氛相对宽松的自然科学界，“科学十四条”也显得有些过分“大胆”。然而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却对它十分欣赏，在补充了几条自己的意见之后，“科学十四条”被上报给党中央。

吴明瑜：送了中央以后，7月份中央就政治局开会，毛主席没有参加，少奇、小平、周恩里他们都参加了。那么就讨论这个文件，聂荣臻汇报，陈老总、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都发言了，都支持这个文件。那么少奇同志的中心意思呢这个文件啊不仅是科学院，而且是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要执行。

解说：连续数载的沉闷之后，“科学十四条”的出现，如同一缕射进暗室里的阳光，科学家们阴云密布的心头被照亮了，很快，科学院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何亮亮：应该说“科学十四条”推动了一次成功的调整，但却并非完全到位，因为它并没有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其实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到了1957年，毛泽东又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么此后便是反右，知识分子干脆被扫进了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一直以来，我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始终是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一块石头。

解说：1962年2月，广州，这是一次为制定未来十年科学发展规划而召开的会议，然而会议第二天，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便出其不意地向会场抛出了一枚定时炸弹。

薛攀皋：他就说昨天的报告提到三不，三不就是说不戴帽子，他说我们现在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多少年了，假如说是为谁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这十几年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就不应该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假如说你是头脑里头的思想，你用什么去对证。

解说：马大猷的斗胆直言，触动了科学家们最敏感的心结，一时间会场沸腾了，有人更辛辣地抱怨，地主劳动三年还可以摘帽，我们都工作十多年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摘掉。

当天晚上，主持会议的聂荣臻打电话给周恩来，希望他能给科学家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几天后，周恩来和陈毅出现在会场上。

吴明瑜：总理讲话出口成章，总理说知识分子啊你们是脑力劳动者，你们和体力劳动者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都是劳动者，你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当时啊，就犹豫了，没有用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薛攀皋：就说他没有明确提出来摘帽，到底戴什么帽子，资产阶级是摘掉了，那么到底是什么。

吴明瑜：科学家大家议论来议论去嘛，觉得还有一点遗憾，那时候总理已经回北京了，聂总就给陈老总汇报，那就是陈老总要讲话了，第二个讲话是陈总讲话。陈老总是快人快语啊，我今天来跟大家是来行脱帽加冕礼的，加冕就是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嘛，脱帽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把它明白地宣布出来。

薛攀皋：有记者数了，鼓掌跟大笑一共有60次。

解说：那一天，让众多科学家深受感动的是，讲话结束以后，陈毅，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面向会场鞠了一个深深的躬，科学家们顿时热泪盈眶。

然而几个月后，当知识分子问题再次被中央提及的时候，调子变了。

吴明瑜：想不到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就很不满意，接下来六、七月份毛主席在北戴河就讲这个话，知识分子阴过来阳过去，都脱帽行吗？毛泽东就这一句话一讲，整个把你推翻了，弄得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