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精英科学家们面临抉择：是跟随国民党残部去台湾？还是留在祖国大陆建设红色新中国？绝大多数科学家选择了后者。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新政权对旧有的科研布局进行了整合与重建，成立学部，评选学部委员；同时对海外发出号召，鼓励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北京，政府在海淀北部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保留了相当发展用地，"中关村"开始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生联系。

凤凰卫视11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对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实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一百多年前我们的老大帝国不知不觉，已经从人类文明的顶峰，坠入到积贫积弱的深渊。于是乎现代西方科技挟船坚利炮之便呼啸而来，趁虚而入，一番含羞忍辱，割地赔款之后，国人惊觉，非经一番彻底的改造，我们已无生存的空间。此后有识之士决心师夷长技以治夷，他们倡维新，弄洋务，送孱弱的学童飘洋过海，直到五四狂飙，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双双请进门来，中国人握手近代科学，竟是如此的羞和难。

屠跃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还是很悠久的。

何亮亮：跟新中国基本同龄。

屠跃明：对，它比共和国晚了一个月。最早的档案我们还有解放以前的，就是我们科学院的前身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这些都有，应该说，我们新中国的一个科技发展主要的一些历史，在我们这有很大的体现。

解说：在中国科学院院史档案馆，摄制组找到了一张60多年前的照片，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鸡鸣寺1号，一幢崭新的民国建筑前，现代中国的科学精英拍下了这张合影。彼时，他们刚刚接受了中央研究院赋予的院士桂冠。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48年，中研院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院士计81人，其中包括陈寅恪、竺可桢、冯友兰、胡适、傅斯年、李四光、郭沫若、茅以升、梁思成、华罗庚、陈省身等等。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之一流自不待言。然而院士们看似平静的表情背后，大时代的变革早已波涛汹涌。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最后破裂，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一夜之间集结到长江北岸，一水之隔的南京城里，国府各机关开始紧急疏散，在政府高官和地主富商各显神通往南跑的时候，中研院院士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去留，颇为引人注目。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中央研究院当时计划是都要搬到台湾去，先往广州搬，然后再往台湾搬，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都是消极怠工，绝大部分的研究所都是做点表面的应付，有的连应付都没应付。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特别地了解国共，特别是共产党，但是因为国民党那时候是很腐败呀，很多知识分子都对他们失去了信心，所以大部分人就选择了留下来了。

解说：首先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向代理院长朱家骅的搬迁决定提出异议，他说搬与不搬要和全所同人共同商议，以多数人的意见为重，结果社会学所以一票优势否决搬迁。远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给他任所长的地质所发来专电，认为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

赵理曾（赵九章之女）：当时气象所是在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很大的所，而且在我父亲的多年的治理下，不管从人员还是从资料，各方面都是非常强的一个所，所以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是非常希望要把这个所给弄到台湾去。我父亲采取的方式就是拖，他先是说要装东西呀要干嘛，你也不能说直接不去，就装，一点一点的就先给运到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吧，他根本就没想走，就我们是在上海迎接的解放。

解说：为躲避去台，气象学家竺可桢悄悄来到上海，在位于岳阳路的中央研究院某研究所里，他闭门谢客，潜心读书，似乎已经超然于疾风骤雨的世事之外。

竺安（竺可桢之子）：可能是5月6日，他出去的时候呢，在街上正好不巧就碰到了蒋经国了，蒋经国很惊讶，你怎么还没走，意思你应该已经去台湾了。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蒋经国，就是蒋经国那当然还是请他去台湾，竺可桢就说了，你台湾一个小岛，你还能坚持多久，是吧，半年，一年最多了。这样子就不欢而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国民党腐败不堪，它不可能再领导中国，共产党呢，要走着瞧，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解说：1949年5月27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手，细雨蒙蒙的清晨，一早出门的他惊讶地发现，为了不打扰市民，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抱着枪，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和衣而卧。两个月以后，竺可桢欣然加入中共组织的代表团赴东北参观，旅行结束，他与陶孟和、吴有训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宣称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最终由蒋介石授意，蒋经国、傅斯年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仅仅争取到10来人赴台，朱家骅费尽口舌笔墨，也只能把14个研究所中的史语所和数学所的一部分搬到台湾。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汇入欢庆的人群中，他的名字叫钱三强。

三年前，在法国巴黎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实验室里，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惠，在铀核三裂变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5月，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钱三强夫妇抱着半岁的女儿来向导师辞行。

葛能全（时任钱三强秘书）：伊莱娜居里，就老居里夫人的女儿，她亲自下厨做了几样法国点心，而且呢还特别送给钱三强一些非常宝贵的放射源。在当年，除了在法国居里实验室，除了这两位对中国友好的科学家，别的国家不要说送你这东西，让你看都不让你看，因为那些东西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学，必不可少的东西，太珍贵的东西，送给他。她说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类服务，就这么两句话，所以钱三强这句话记一辈子。

解说：这天，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钱三强的寓所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丁瓒，任职于共产党的临时机构北平文管会，丁瓒通知钱三强他将随解放军的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葛能全：接到通知以后呢，他就想啊，这次到巴黎去，而且世界和大的那个执行主席，就是约里奥居里，他说我到巴黎去肯定能见到约里奥居里啊，那么这次正好呢，请约里奥帮我们买一些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发展原子核物理的仪器、资料，技术资料。因为那时候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封锁制裁，所有的渠道都不通，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把他的想法就告诉丁瓒，丁瓒就问他带多少钱，他说二十万美元，多则二十万，少则五万，这个丁瓒一听就吓一跳。

解说：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前夜，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连夜签发了一份电文，一笔5万美元的巨额拨款，将被用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用途新中国未来的科学事业。此时上百万国民党残部仍在负隅顽抗，战争形势依然严峻，无疑对于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来说，眼下的第一需要不是核技术，而是实实在在的钢铁和大炮。多年以后，回忆起拿到五万美金的那一刻，钱三强仍然感慨万千。

葛能全：什么原因呢？这个美元啊霉味特别大，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中共没有像样的保险柜，没有国库，转战南北，这些美元就跟着部队到处转移，今天埋在这个洞里，明天放在那个山脚下，所以拿到美元他就感慨万千。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新的领导人，这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说：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为人民所有的、凝聚全国科学力量的中国科学院便宣告成立。

何亮亮：科学院（的）第一任领导班子可谓阵容强大，除了陈伯达，其余四位都是原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可以说中共的用意显而易见。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院长郭沫若位置显要，但因社会事务繁杂很很少亲政，陈伯达的工作在中央，让他挂名副院长，其实是为了让这个阵营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四光呢，更重要的工作其实在质部，那么至于旧社会科学的掌门人陶孟和，上任后不久呢，就因不够马列，而长期闲居任上，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