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88年4月21日，杨怀定永远不会忘记，这是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的第一天，他一大早提着5万元现金，站在了柜台前，先尝试着买进了2万，而交易价格在几个小时候，就出现了上涨。

杨怀定：涨了8块，扣去手续费，只有4块，但是我2万块钱就800块挣了，这800块不就我一年的工资吗。

解说：杨怀定第一次懂得了炒的概念，当时开放国债买卖的城市一共6个，他忽然意识到，利用城市之间的差价，自己不就可以发财了吗？

杨怀定：我就跑到上海图书馆，专门看党报，31个城市的党报每个都翻一次，翻倒最后一个省市的报纸安徽，看到了，安徽的开盘价96（块）。

解说：杨怀定动员亲友凑了14万的本金，赶往安徽合肥，买下国库券再连夜赶回上海抛出，一次能获利两千多元。

杨怀定：我连夜的睡在火车上，晚上出去，早上回来，2天一次，顶得住，我钢铁厂的，身体很好，还有个钱的欲望支撑着，因为我们是穷怕了的人。

解说：从此，他没日没夜的奔波在各地与上海之间的铁路线上，周而复始，不到一年，迅速完成了100万的积累。就这样，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在那个万元户还不多见的年代里，他的家中已经配备了保险柜和点钞机。一捆捆的，一捆一斤二两，我当年这个手上，全是拎钱拎出来的老茧。

解说：杨百万震惊了上海金融界，经他倒手的国库券，一个月能过千万，但风光背后他却发现，钱多也有负作用，一次在洛阳，他刚进酒店就被警察盯上了。

杨怀定：当时的宾馆每个窗户外面，都有个玻璃窗的，小窗口让服务员看里边的人的，因为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最重要的犯罪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对吧，所以每个窗户都有个玻璃窗。现在是不允许的，你看人家隐私。我估计我把箱子打开来以后，服务员看到了，哇，一箱钱，大概过了半小时吧，我刚刚下火车，休息一下。半小时之内，警车到了，他怀疑我去倒文物了，所以把我扣留了以后，就政策攻心，我说我是来买国债的，他说你别狡猾了，对吧，我们这里比利时的、英国的、法国的都站在这里，我当时都听不懂，我买国债的，你跟我讲比利时的、英国的、法国的，我没出国过。

解说：一番解释后，警察把杨百万又送回了酒店，但他从此意识到，自己有了财产，开始需要保护了，回到上海，他以每月2000元的价格，向警方租用了两名保安。有了警察的保护，他的买卖越做越大，几年内，杨百万的大名在投资者中已经无人不晓了。

有了国库券交易的背景，杨百万在股市上的眼光，也是新兴股民们无法相比的，据说上海交易所开业第一天，第一笔交易就是他买进的，他现在的炒股工作室，是他当年股市沙龙的延续，最初开设沙龙的目的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把自己看作股市暴发户，他把证券当做自己从事的事业。

在90年代初期，杨百万就在南京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开设了股票信息沙龙，每天向众人传授自己的经验体会。

杨怀定：那些都是垃圾股，效益不及成都工益的。早上机构有心吸点筹码，没有量的。

解说：后来，杨百万还把自己的股经，找人写成软件，其中不乏蚂蟥盯庄，导弹探庄等古怪技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技巧很灵光，让他遗憾的是，自己的本领能带来财富，却不能带来认同。

解说：我当时有个兄长，我跟他讲，你有钱吗？赶紧买一点股票，他想了半天没买，然后过了几年以后，股票涨得非常好的时候，我的侄女跟我讲的，她说我爸爸说了，我的哥哥，你别看叔叔赚钱，到时候抓进去坐牢的就是他。

解说：亲友们对杨百万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个体投资者总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杨百万的成功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视察上交所，竟然谈到了对杨百万的关注。

杨怀定：他说你们上海出了一个杨百万，上海只允许出现1、2个不允许出现一片，讲了这么一个话，然后就传达到上海政协，又讨论了，对杨百万是保护还是打击，我有点怕了。

解说：为了寻求安全感，杨百万一路找到了市政府来访接待室，他想求证自己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究竟是否合法。

杨怀定：我说我想干买卖国债，买卖股票可以吗？他怎么说你看呢？我说我看可以，他说你有什么依据吗？这个依据嘛，证券市场开放了这就是依据，你们行长说的，欢迎我们随时买进，随时卖出。我又不是坏分子，我是公民，他看了以后笑了。

解说：经历了正名后，杨百万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聘请了私人律师，完成了从炒家到投资家的转变。1993年以后，除了投资，杨百万还到各地讲课、出书。

杨怀定：人家都知道上海杨百万，不是我们有水平，我们是被生活所逼想致富，然后不自觉地融入到了开放改革的洪流当中，所以我们是开放改革的实践者、见证者，也是不自觉地推动者。

解说：至今，他仍然活跃在中国的证券舞台上。

杨怀定：我这一生，现在我已经什么心情了，我就好像为证券而生。现在呢，因为是受益者，我非常酷爱这个证券事业，那么就像我们的先烈打江山，他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那么我不可能撒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我就撒在我酷爱的证券事业的营业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