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1948年，正在巴黎的斯特朗收到了周恩来的口信，形势发展要比预料得快，她可以返回中国了。斯特朗计划从苏联转道，然后前往即将解放的北平，途径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这惹来了祸端，刚刚抵达莫斯科，她就被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呢她损害了苏联利益，也认定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网。斯特朗的国际间谍案轰动一时，牵连庞杂，在长达五年的时光当中，她被排斥在她所熟悉的社交圈外，一直到1955年，莫斯科才撤销了对斯特朗的指控。

解说：1958年，斯特朗七十三岁，她觉得自己老了，将不久于人世，她渴望在去世前再做一次长途旅行，她给《中国建设》杂志社的老朋友陈翰笙写了一封信，她问十年过去了，周恩来在延安时许诺我重返中国的邀请还有效吗？中国的反映是热烈的，斯特朗可以作为作家协会的客人，随时来中国。1958年9月22日，斯特朗抵达北京，这一年的十月一日，她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庆典。在观礼台上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如果当时知道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当初就不会让你离开延安了。庆典之后，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这张合影被刊登在各大报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1946年那场关于“纸老虎”的谈话，从此“纸老虎女士”斯特朗的称号传遍中国，同时斯特朗也很快得到了再次报道头号新闻的机会。

赵风风：1959年，她来了中国以后的第二年，还不到整整一年呢，当中就是西藏达赖叛乱，新闻司组织的驻京记者，外国记者去，周总理建议新闻司征求斯特朗的意见，想不想去。结果呢，斯特朗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采访到人家很少数人能够去，她也是这个少数人里边的一分子，当然很高兴了。

解说：虽然满怀兴奋，但七十四岁高龄的斯特朗，一到西宁就因为高原反映病倒了，卧床休息三天后她才勉强支撑来到拉萨。

赵风风：去参观布达拉宫的时候，她因为爬不动那么高的，多少个台阶她怎么爬？那么给她安排了，把汽车一直开到那个布达拉宫的后面，半山腰还要高一点的那个地方，他们准备了一个担架，把她拉上去。她到了西藏呢，她就说她是第一个访问西藏的美国妇女，也是第一个年龄最高的美国人。

解说：此时西藏叛乱刚刚平定，十一国的西藏采访团其他十八名外国记者，被安排下藏区各地采访，斯特朗却因为身体原因独自留在拉萨，她被安排采访农奴和贵族妇女等，较为轻松的任务，这让她颇为沮丧。

赵风风：她就是心想要多报道一点她的独号新闻，就是她自己，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新闻。有一次张经武，就是那时候北京驻西藏的代表了，他介绍了整个平叛的情况，结果呢，斯特朗就想早点能够把这个消息发出去，可是他们的那个团里边有一个头头，你要发表这个新闻应该发多少字，好像都有一个什么规定，那么结果她因为要赶时间，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匆匆忙忙地就拄了个拐杖，要走出去要发这个电报，结果人家别的记者就跟她提意见，结果闹了好几个小时吧，才出去发这个电报。

解说：1959年9月10日，结束了一个月的西藏之行，斯特朗回到北京，她试图将此次在西藏获得的第一手信息尽快发表，因此主动联系了一直供稿的美国《民族》杂志，但这一次她遭到了拒绝，不久斯特朗收到了一封罗斯福夫人的来信，信中这位曾与她私交甚好的总统夫人，措词严厉地指责了斯特朗维护共产主义的立场，这封来信让斯特朗意识到，她不仅不能再在美国发表文章，而且已经被她的祖国抛弃了。

彭迪：好像是不太高兴，不像在延安的时候，环境也有关系，她感到很孤立，因为她在前期，她还是挺活动的，她身体还可以到处跑，到了1958年以后，基本上是养着她就是了，很孤单。

解说：1959年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已进行到第二年。这场高涨的社会改造运动，引来了无数非议，国外朋友纷纷来信，或询问、或质疑，斯特朗急于解释澄清，却苦于没有对外发表的渠道。1962年的一次晚宴上，她对周恩来提到此事，周恩来建议她每月写一篇综合通讯，这一提议激起了斯特朗极大的热情，仅一个月后，一期由斯特朗独立编写排版的杂志油印出版了，斯特朗给这本小册子起名《中国通讯》。

赵风风：1962年的9月17日，出版了这第一期，也正好是她去参加一个国宴，就带去了几份，想给她的美国朋友看看，结果到时候要的人特别多，这样呢，结果有人要求订阅。

解说：第一期《中国通讯》获得的良好反响，让斯特朗十分兴奋，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在这项事业上，1966年，一个月之内，她就中印边界问题两次撰文，这两篇刊登于《中国通讯》的文章，为宣传中国的立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久，周恩来鼓励斯特朗，将《中国通讯》定期地编下去，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赵风风：她因为写这个《中国通讯》，放弃了她写她的自传，放弃了那时候不是中印边界问题嘛，她是本来有一个很大的计划，要写中印边界的书，结果也没写，就是编写这个《中国通讯》。最多的到四万份左右，不是全是英文，在京的专家，也自愿地给她翻译成意大利文、德文、法文、瑞典文。

解说：1966年文革爆发，斯特朗的《中国通讯》开始受到严密审查，由于无法再获取想要的新闻资料，刊物质量每况愈下，同时斯特朗的身体也日渐虚弱，以往的晚餐都会有朋友前来陪伴，但现在这个惯例被打破，就连每年领导人必定出席的斯特朗的生日宴会，也不再有人前来庆祝。

赵风风：她的几个朋友，美国朋友也少来她的家了，她这时候情绪低落得一塌糊涂。一个人叽里咕噜地在房间里闹情绪，结果呢，也没有人来跟她谈，她越来越想不通，可是呢，她还有一定的克服能力，她说我就等吧，因为在莫斯科的时候，她也遇到过，她熟悉的那些人，她认为都是好人的，都给迫害了，有的死了，所以她有过这样的经历，她觉得这种只能是等。

解说：等待是无望的，1968年斯特朗不得不向读者们宣布，《中国通讯》撤刊，当然，她的理由是八十三岁的高龄和受到肺病侵袭的身体，一年后，斯特朗病危，她的侄孙曾向中国申请探望，但终未能成行。为此，斯特朗第一次萌生了回国的要求，并拒绝吃药和进食，直到去世。

赵风风：结果总理本来是请美国的朋友，那时候中联部的一个叫克夫兰，叫他想办法找到她的侄孙，结果找不着，她去世前，她就说了一句，她说，说“我害怕”。

陈晓楠：1970年3月30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五岁，她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三分之一在苏联，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她称为是理想归宿地的中国。斯特朗去世这一年呢，中国的文革正进入一个更为狂热的阶段，很多城市传来了武斗的消息，但尽管如此，有关部门还是向她的外国朋友们，宣告了有关葬礼的安排，其规模之大，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她致悼词，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则是为她护送骨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