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从剥夺睡眠到制造一种对审讯的强大依赖，中国人看起来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纪律委员会调查了空军飞行员的行为，并在研究什么样的处罚是合适的。

乔里昂·维斯特：我对空军和那些我向他们报告的人建议说，你们不应当因为他们的行为而遭到惩罚，这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事情。如果有人需要对此负责，那么应该是那些抓捕者。

解说：维斯特博士相信，在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时，很难准确地预测人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美国人在北朝鲜的经历使军方明白了，如果抓获和羁押战俘的国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那么“日内瓦公约”就沦为一张废纸。1954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军队成员起草了一份行为准则。根据行为守则，战俘要尽全力逃避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能做出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对国家不忠的陈述。

刘·卡尔森（《我们是彼此的俘虏》作者）：我们的行为准则变了，在朝鲜战争后不久，我们意识到朝鲜战争中我们中有些人并没有按照，一战和二战时的行为守则的要求去做。

解说：仅管当时人们认为这个行为法则，是针对某些出现在朝鲜战争中的问题而做出的修正，但很多当今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对许多被俘美军士兵的记忆伤害。

罗伯特·多利：我想彻底地澄清这一点，历史是不容改变的，这些战俘尽全力进行了抵抗。

解说：一代人的历史结束了，当美国战俘在北越被关押时，对战俘的虐待依然继续，他们遭受了无休止的单独监禁和酷刑。当美国士兵企图遵守他们的行为准则时，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准则缺乏灵活性，但是他们还是努力想建立一个牢固的团体，并找到了形成一场秘密战争与敌人对抗的力量。

陈晓楠：几个世纪以来，战俘成为交战国增加胜率的筹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们目睹了骑士精神的终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空中力量的加强和重型武器的攻击，使得投降成为一追更为普遍的现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战俘被当作交战双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加以利用，而到了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的时候，热带丛林里的战俘营就变成了移动的前线，竹笼中战俘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解说：在越南战争期间，战俘营变成了前线，变成了战场的延伸。

约翰·麦凯恩（美国参议员越南战争战俘）：我觉得我最值得骄傲的，是选择了蔑视的态度，一种他们永远无法毁灭我的精神和意愿的态度。

解说：很明显从一开始美国人就面临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在完全陌生的地形上，进行他们并不熟悉的游击战争。军方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去识别、定位并营救出战俘。复杂的地形和浓重的雾气构成了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到越南战场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逊政府发现他们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关于越南政策的质疑，因为反战运动日渐增强政府只好淡化，他们将越来越多的部队派往越南的事实，约翰逊政府不愿意正式承认战争状态使战俘落入了危险的境地。

罗伯特·多利：随着战争的升级，越来越多地空军人员加入到了战争中，我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飞机和士兵，死亡人数开始上升，而且这种情形持续的时间看起来比任何想像的都要长。越南政府改变了他们在河内的策略，战俘不再被称为战俘，而代之以空中海盗和罪犯。

解说：因为在东南亚并没有正式宣战，北越政府称其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他们把美国战俘看做战争罪犯。

卡罗尔·诺斯（越南战俘家属）：因为北越政府认为这是一场不宣之战，他们不接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所以没有任何战俘的消息。他不透露战俘的名字，也不允许战俘们写信，接收包裹，或者做其他任何在战争状态下被视为是正当的事情。

解说：在美国国内，如何解决战俘问题引发矛盾升级。美国国会的成员主张使用外交手段以获得战俘的释放，而军方则认为，更为积极的进攻才是必要的。1965年约翰逊政府确认3名战俘已经被处决。美国国防部随之被授权建立联合人员康复中心，一个高度机密，非常擅长打闪电战的情报突击队。一旦战俘的下落或者战俘营所在地，他们就会向情报人员发出“强光”这个暗号。

沃尔特·康斯坦思（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旦我们发现了关于美国战俘以及他们位置的信息，在广播中我们将使用“强光”这个词作为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