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婉（主持人）：读过白先勇小说《台北人》的读者，对其中一篇《花桥荣记》一定印象深刻，小说里的老板娘和卢先生还有那家开在台北的饭馆，却挂上了桂林“水东门”外和花桥头老店同样的招牌。小说重现了1950年代台北的部分风情，别的不说，食物成为这些人最温暖的慰藉。

解说：台北这个城市，处处都有迁徙的线索，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刚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全面更改街道的名称，除了宣告新旧统治实地的交替，也不经意地透露，权力者对家乡的想望。这也让一九四九年前后，抵达台湾的人四处可以见到家乡的标记。五十几年来米绳祖每隔几天，就要来台北的南门市场，只有来这里米绳祖才能和上海的老家找到情感的联系。

米绳祖：他的鱼都还不错。

小商贩：你这要怎么吃？

米绳祖（在台上海人）：噢，红烧蒜头黄鱼。遇到挫折也就是我家庭的事情，家里就是很多的家事，比方我自己不会做，我从来没做过嘛，对不对，还有带孩子嘛，我不懂嘛。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自己就很，慌到很难过很伤心，心里想如果今天我在大陆，妈妈有在面前的话，那我多好啊。我就不会那么一个人啊，去烦心了，妈妈一定会帮助我嘛。

解说：人的童年决定一生的口味。一九四五年就来到台湾，担任交通处处长的严家淦，饭桌上仿佛还保有家乡的温度。

严隽泰（严家淦之子）：我们家乡的粽子跟台湾，台湾本地当然有粽子，但是做法不一样，所以年轻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比如说端午的时候，家里妈妈年轻的时候还会做粽子，尤其是有一种糕，我们叫蛋风糕。那个也是台湾没有的，那就是我妈妈自己，都是要亲自自己做。过年的时候，也有好多种吃的东西，也是以前这里本地没有的，都是妈妈亲自来做好了给我们大家吃。

解说：严家如此嫁给外交官的上海富家女司司马秀媛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之后，虽然住进了客家农村，依旧改不了十里洋场的生活习惯。

张典婉（司马丽媛之女）：那时候我们的母亲，在苗栗的乡下蛮好玩，她会自己煮咖啡喝，她就用一个小纱布袋去滤过煮咖啡，然后她要喝下午茶，然后每天就自己搞一些蛋糕，那时候也没有烤箱，就用蒸笼，或者用一个小的就很简陋的炉子，她就自己烤一个火去弄一弄，然后做一个海绵蛋糕。她的生活习惯在某些程度里，还是维持了个上海人的模式，早上起来要喝咖啡，买个咖啡粉、鹊巢粉就这样泡要滤过。然后从小就跟着她，早上要吃西餐，然后从小要用刀叉，这个在苗栗乡下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解说：衣服是两百万迁徙来台的人当年离乡时对故乡最贴身的记忆，那年司马秀媛的行囊里，带着几件上海师傅手工做的旗袍，来到台湾之后进城订做旗袍，成了司马秀媛想念故乡的固定仪式。

张典婉：出门的时候她就会穿旗袍出门，有节日啊活动啊，上街就穿旗袍，然后都到新竹去订做，而且是上海师傅或扬州师傅做的旗袍，我小时候就跟她一起出门，她过世我还留着她的旗袍，就是一个怀念吧。然后我觉得，她就会讲那个工的细啊，她都要求是外省，是上海人做的旗袍，这样子还跑到新竹喔，从头份坐客运车坐三轮车转啊转，转到那个新竹市去做旗袍。

解说：民间的生活如此，政治上国府则将庞大的政治体制整个移植到台湾，这个完全不相称的岛屿，不过，移植不了的是隔着海峡的乡愁。

“乡愁四韵”：给我一杯长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长江水。

解说：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尽管大陆局势动荡，陪同故宫文物刚抵达台湾的索予明，还是接到了母亲来自湖北的来信。

索予明（押运故宫文物人员）：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病中，还接到母亲一封信，病中接到信，我当然不会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没有用啊，她那边也哭我在这边也哭，我就说是平安啦什么啦，像这一类的信，她有一次来的一封信，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信可惜我搬家，没有把它留下来。那个信封长长的长方形的，中式信封嘛中式信封，信封有这么大，信纸嘛一页。写了几句话，那个信面上贴了邮票，贴得满满的，一层还不够，再贴一层满满的，为什么这样？

老人家她本来想说，发一封信像我们现在五块钱，五块钱邮票一个就够了，贴一个在上面，过几天邮资涨了，要五十块她贴十张，跟着五百块她贴一百张。就是那个币值天天在变，贴的邮资越来越多，老太太她心想我多买些邮票存起来，到了后来邮票越来越不值钱了，她只好要贴够数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这看得出来一个老人家的苦处。唉，哭都哭不出来，哭都哭不出来，我这个到台湾来，我都活了这么久，我不到台湾来也许老早也不活了，可是活着这个精神上有一种罪恶感。

“乡愁四韵”：给我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那信一样的雪花白，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解说：这是台湾这头两百万迁徙人的悲歌，也是海峡那头他们的亲友，牵引数十年的思念，故乡消失在字里行间，乡愁却满是时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