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当返城的父母奔波于社会底层的时候，这些外来的孩子，其实也正处在学校和社会的边缘。

毛维俭: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开学第一天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这一排走廊的过去就一排座位嘛，第一个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后来一听我从新疆回来，就问我，她说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不是天天都赶着一群羊到草地上去上课？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当时回到上海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什么小虎队呀什么，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然后什么四大天王，我都是回来以后才知道。然后当然在聊天的时候，可能会不自然地引起说，啊，你这个都不知道。那有这种感觉，那心里可能一下子会觉得，噢，我好像是个乡下人，有这种感觉。但是不强烈，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到家里自己静静地待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失落的这种。

杨杰:那我跟他们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连环画，因为我只看连环画，那其他完全没有变化沟通，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不知道，哎，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算那样算呢？我到现在都没有这种概念。但是他们很小就会算，说，哎，我这支铅笔要到那边去买，那边可能就便宜一点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累不累呀，去算它干吗呢这个？

解说:太多的不适应，结果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太多的压抑，杨杰居然从一个外向的新疆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

杨杰:因为我至少，我自己对自己小时候在新疆的印象，我整天就带着一帮小孩子，像孩子王一样，整天带着一帮小孩子冲东杀西的那种。

记者:孩子王是吗？

杨杰:对。回到上海之后，话越来越少，因为我上次，就是这次过春节的时候，我回去看我外婆，我外婆也在跟我儿子在唠叨，在说，说你爸爸小时候跟谁也不说话，然后整天就坐在那边，然后拿一个小刀刮椅子。对，那个是竹椅子嘛，然后拿个小刀可以这样刮着，刮着，跟谁也不说话。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话，后来，后来我去，毕业之后我去玩音乐去了，不交流，不交流，从来都不交流。完全是凭感觉的，然后比如说我妈妈感觉到，哎，我这两天不太对劲，她会来问我，然后我也支支吾吾跟她说，如果不问我也不说。

朱静华:起先我不理解我的儿子他们，他们从来没跟我讲过，但是有一次我儿子的一个朋友讲了这句话，这给我震撼很大，他说阿姨，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比你们还要苦，我们在从小我们其实都是在边缘里面生活，我们都是在人家异样的眼光里面长大的。真的，这句话就是前年我小儿子的朋友跟我讲的，真的给我心里震撼很大，原来他们成长比我们还要艰难。

解说:小新疆们的到来打破了原先家庭的平衡，住房、财产生活习惯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家庭矛盾。

毛国胜:这些人回来以后，就把原来的家庭内部的平衡打破了，对不对？我女儿的小孩从新疆回来了，户口报进来了，这个儿子就会想啊，将来老头老太如果没有了以后，这个财产分配不是多了一个人了吗？

解说:留在新疆工作的王祖炯夫妇，把16岁的女儿送回上海的老父亲家落户。结果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的弟弟一家的冷落。

王祖炯:弟弟原来也是知青啊，从云南回来，在云南待了十年。回来以后，他，包括弟媳妇都云南知青，他应该知道知青的这个苦嘛。结果知道我女儿回来之前，他把这个房子的锁换掉了，这么大的女孩也不能跟爷爷住在一起呀，那么怎么办呢？那个房子三居室，一进门有一个小厨房，厨房连吃饭桌，连煤气灶都在一起，那只能在这儿搭一个钢丝床，晚上搭，白天收，睡到那儿。然后那个，因为媒体灶就在边上，我父亲又怕漏了煤气，中毒了，所以十冬腊月那个窗户都要开着一条缝，那房子是11楼啊，你开条缝，那风多大？朝北的，北风呼呼地呼啸，那个孩子就睡在这个床上，盖着被子，就在被子里面，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寄人篱下，是吧，心情特别压抑。

毛国胜:我认识的一个知青老师，他的女儿在上海中专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应该是个好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突然辞职回来了，我在喀什碰到过她，我问过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上海住，要回来？我说上海不是很好吗？是吧。她说，生活不习惯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家里那气氛让她受不了，她感到很压抑，所以她就回来了。她说一回来，她情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