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

毛维俭:你没有看到这个城市背后的，比方说它有南京路，但是它也有很多这种棚户区，看上去很逼仄的这种很小的弄堂。

杨杰:我第一反应，天吶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太恐怖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前间有一个床，后间有一个床，然后我们几个小孩呢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那样的。然后大人管大人那个，等于是上下都有。

朱静华（杨杰母亲）:打地铺只能打地铺，而且打地铺一半人在外面，一半人还在床底下。半个身子还在床底下。头在外面，脚还在床底下。

杨杰:我晚上不睡觉，我父母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人陪着我，我才能睡着。两个人如果都不在，我就坚决不睡。他们几点回来，我几点睡觉，然后我外婆啊，我娘娘、我舅舅，就轮流抱我到夜里两三点钟，坚决不睡这样的。

朱静华:我们家这个七平米的房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床，三尺半的一个床，旁边呢，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桌子，一个桌子那还没八仙桌。就是78公分这样大小，75公分这个见方的一个桌子。然后我们一家10口人在上面吃饭，吃完饭以后上面放了，再把这个九寸的这个电视机放在上面。我们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儿子，加上我妹妹的儿子，三个孩子就在这个旁边写作业，前面就在看电视，这三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的。

李岚:奶奶呢因为年纪大了，她晚上很早就睡嘛，我就吃好饭一个人傻傻的，连电视也不敢看，因为她要睡觉，好孤单的那种，也不会当着奶奶面哭。因为毕竟她老人家嘛，就一个人藏在，等她睡着了，一个人藏在被子里面哭。

毛维俭:每天大概是吃完饭出去，而且我那时候吃完饭特别想出去，就吃完晚饭我就要出去走走，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感觉，最不一样的是，我看不到天，这个是对我压抑最大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看不到一块，稍微大一点，像样一点的天。我们家那个房子，我记得是，我外婆那间房间朝西的，然后它这幢房子三层，两层，对面有一个三层的房子，然后我只能看到对面的房子一个墙壁，然后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之间只有一米。只有一米，那你想我这个就感觉，我能看到一个斜的三角的一个天，我日记里面有这段话，我说我就看得到这么大一块天，没有星星，晚上的天是红颜色，因为当时我估计上海的空气污染还是蛮厉害的。

解说:1990年毛维俭考入了上海重点高中，这在知青子女中也是不多见的，但是当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却遇上了麻烦。

毛维俭:特别不适应的就是，这个老师在用上海话讲物理、化学，上海话。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下子有点蒙，因为我在家里，从小我和我弟弟呢是听得懂上海话，我父母之间，我听到他们两个人在用上海话交流，但是一转身跟我们一讲话就是用普通话。因为当时，对，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回到上海。

解说:与今天的海纳百川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国人所诟病，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使得这里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小新疆们虽然有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

毛维俭:买东西，比较困难啦，然后说我要买这个，我讲不了上海话，人家就问你，就很凶的，你要买什么。讲得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就有这种感觉。

李岚:逼着自己说的第一句上海话是什么，要上车，坐公共汽车去我叔叔家那个时候是一毛钱一张车票，那如果说要用上海话来跟售票员讲的话，就是（上海话）这样讲，那我就在下面，其实我在心里面默默地已经练了很多很多遍，在等车的这个过程中，等我上车，我看到售票员我就紧张。我一紧张，我就把这句话说成什么了，买一张一锅，售票员盯着我看了半天，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已经练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上去跟她讲的时候，就一紧张又讲错了。

解说:那种被低看的感觉，一直埋在毛维俭的内心深处，他还记得刚到上海不久，跟着父亲去外滩的情景。

毛维俭:我觉得一下子光影陆离的这种感觉，然后车来车往的，声音也很响。然后到处都是霓虹，我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然后我站的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站的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为有机动车道还有自行车道，新疆那边根本就不会分这个，我小时候农场我走的时候，连柏油路都没有，都是最好的是石子路，然后我一走过去都是灰，我就站那里，突然有个人，就是骑自行车嘛，还是助动车过来，过来时候骑得很快，一下就撞到我了，然后我就往旁边躲了躲，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还被他骂了一顿，但是我听懂他在骂我什么，他说眼睛瞎了，挡道嘛。然后我没说什么话，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词，大概是这种外地的“巴子”。上海话“巴子”是蛮侮辱人，就乡下乡巴佬。我当时觉得一下子挺难过，然后他就走掉了。我待在那里，然后一看裤子也赃了，然后我看看我的父亲好像也没来，然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的世界的这种感觉。因为觉得越是这个灯光越是亮，我就越是觉得自己在黑暗里面，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