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得盛誉

胡适作为名人地位之所以能巩固下来除了自身的素质，还得益于《新青年》另外两个盟友，即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的《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在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至此以《新青年》为中心，在《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的效应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胡适作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也更加稳固。胡适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除此之外，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还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如发表的白话诗，是我国最早一批新诗创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终身大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话剧创作。据统计，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共约60多篇，包括有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及其他读书札记等。可以说，这一时间里，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当胡适与陈独秀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时，政治问题逼人而来，不谈政治的默契终于被打破，陈独秀开始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最终的分歧在所难免，胡适与《新青年》的蜜月期也就暂告一段落。

与《新青年》的诀别

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所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所思所想要比寻常百姓更为深刻。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

1920年8月，陈独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而且自1920年9月1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期的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重头文章”，即《谈政治》，公开了其与胡适的分歧。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这位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军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子。如今却成为点名批判的对象，可见《新青年》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不再铁板一块，而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两位新文化运动战将决裂的宣言书，这两位安徽人从此分道扬镳。

面对《新青年》的急剧左转，胡适尤其不满，他讽刺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②的汉译本”。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也告一段落，就这样，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告一段落，结束了这场蜜月般的文化之旅。《新青年》在当年毕竟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它急剧地向“左”转，马克思主义这面红旗才会迅速红遍全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胡、陈二人在《新青年》杂志上产生了分歧，但这并未阻止两者之间的私人友谊，陈独秀在《新青年》遭查禁后仍然私自发行，结果被法国租界当局逮捕。胡适得知此事后积级营救陈独秀，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见他内心的激愤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和关怀，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据后来胡适回忆说“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终于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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