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也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腾县一役，122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四千余人。腾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台儿庄战役时，在藤县殉国的王铭章将军
查阅繁多史料，川军中广大川军“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催人泪下动人事例举不胜举。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这又居全国之冠！
艰难困苦：后方人民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欲泪，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装备的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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