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与共产党的交情较深，是中共的老朋友。

在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中，敢于对他犯颜直谏的人为数不多，张治中算是其中的一个。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他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尽管词严意切，但已无异于投药于尸。

张治中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与共产党的交情较深，是中共的老朋友，他多次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协调双方关系。

1944年5至10月，张治中和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同中共代表林伯渠先后在重庆、西安进行谈判，但因双方所提条件相差太远，未能达成协议。同年11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调停国张治中与冯玉祥在上海淞沪抗战前线。

国共两党冲突，国民党派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因双方在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到1945年3月会谈终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为了避免国家再度陷于内战的漩涡，张治中一方面在主和人士中积极活动，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劝蒋恢复国共和谈。蒋在各方面压力下，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邀请，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蒋随即指派张治中为他的代表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8月27日，张治中与赫尔利乘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二天，陪同毛泽东等飞到重庆，住在他的官邸——桂园。此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经过四十多天的商谈，双方达成协议，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11月，张治中乘专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当天晚上，中共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送到机场。在车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1946年3月，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管辖甘、宁、青、新四省，并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后，张治中又先后改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长驻兰州。尽管职务名称不同，但他都是西北军政一把手。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已危在旦夕。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协商，双方代表团于4月15日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张治中决定24日回南京复命，经周恩来做工作后，毅然留居北平。6月26日，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对中国的解放感到欣慰，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号召各地同志们“当机立断，毅然决然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9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张治中几次致电国民党新疆军政负责人陶峙岳、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表彰他这一功绩，1955年9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张治中随同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解放后，张治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69年4月，张治中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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