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为充饥而偷食桑叶、野草，最甚者竟有食死去同胞火化时的肉

根据韩维强先生的《二战受害中国劳工调查报告》中描述：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曾掳掠了近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时，日本即已出现国内劳动力不足问题。尽管日本政府于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在日本国内进行了所谓“连根拔”的劳务动员，并从朝鲜征用了大批劳工，但仍不能满足战时的劳动力需要。于是，日本政府与企业，便把从中国掳掠劳工作为劳动力来源的根本解决办法。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出身地以河北省为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此外还有湖北、陕西、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地区等。就劳工的身份而言，以农民为最多，还有商人、被俘的中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伪军、保安队、警察和原劳工、教师和学生。

图片说明：四川建川博物馆中战俘纪念馆的入口景象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都有在日伪监狱、俘虏收容所或劳工训练所关押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关押很长时间之后才被押送日本。在被关押期间都受到虐待。在关押处至乘船港之间，都是在日伪军荷抢实弹地监押下，有的用绳索连在一起，被押上火车。运送他们的火车多是闷罐车，在外面上锁，不许下车，如果是客车，也是两个人或几个人绑在一起，以防止逃亡。劳工的乘船港主要是塘沽与青岛，另外还有上海、吴淞、连云港、大连。押送他们的船只，全都是货船，中国劳工只能在船中所载的煤炭、盐与矿石等货物上起居。船中既无医生又无护士，如患重病只有死亡。当时日本船只不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攻击，为了躲避攻击，加之这些货船还要在中国沿岸港口装卸货、停泊，所以航海日期特别长，其中最长时间竟达39日。船中没有充足的淡水和粮食，不要说在乘船之前就饱受折磨的中国劳工难于忍受，就是十分健康的人，恐怕也难以经受如此严酷的折磨。所以，只在船中便有584人死亡。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被分置于日本本土的四个大岛上，以行政区划而言，日本的1都1道2府27个县内都配置有中国劳工。他们的劳动场所，即日本称为“事业场”的地方，在全国共有135处。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按《外务省报告书》和传统说法为35个，但实际应为55个。在日本的煤矿、铁矿、铜矿、水银矿等矿业，发电站、隧道、山洞、地下工厂、飞机场等土木建筑业，港湾、码头、铁路车站等装卸业和造船业，都有中国劳工被强制劳动。他们在日本内务省、警察系统、宪兵以及企业监工们的蓝督下，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有的甚至连续劳动24小时。每个劳工胸前都戴有一块印上编号、姓名的白布，同囚犯没有什么两样。

据《外务省报告书》的统计，在日本企业劳动期间，就有5999人死亡。

中国劳工的食物，不仅恶劣，而且得不到满足。他们连苹果渣、橡子面也吃不饱。北海道室兰某日本监工将中国劳工的“馒头”带回家，家人咬一口便吐，根本无法下咽。长野县的中国劳工为充饥而偷食桑叶，花冈的劳工偷食野草，最甚者竟有食死去同胞火化时的肉。饥饿对所有中国劳工来说，同疾病、死亡一样，随时都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饥饿、疾病以及日本警察、宪兵和企业监工的毒打，中国劳工大量死亡。据《外务省报告书》统计，中国劳工从乘船算起，至被送回国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劳工人数的17.5％。据日本民间调查，死亡人数还不止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韩维强先生对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对待战俘，和强掳民众为劳工，到日本国充当苦役的详细描述、分析和研究结果。从不杀战俘到强掳劳工、把战俘转为劳工的演变过程，是侵华日军执行日本国侵华政策的一个演变分支。其目的，无非是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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