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有名的胡适，抓起来是不好的

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一起吃饭。蒋介石告知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据《胡适的日记》记载，临别时，胡适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忧郁写道：“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牵线汪精卫，一起投降了日本，任伪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高宗武、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当时都属于低调俱乐部，常在高宗武家中举行活动，他们的论调是投降主义，认为中日正式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要垮。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他们，孙科听到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很冲动，说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不少人不同意说，“孙先生，不能这样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适，抓起来是不好的。”

这些情况胡适蒙在鼓里。7月31日，他从蒋宅归来给好友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写了一封信，谈对时局的看法。说“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胡适的思想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注。钱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议胡适去欧美解释我国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国人面前讲投降。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布了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蒋介石才最终决定放弃谈判全力对日作战。

不久，蒋介石约见胡适对他说，“你是懂得政策的，无须我多讲。”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钱端升和周鲠生随行。胡适到了美国，负起蒋介石的使命，只得放弃他的低调，和高宗武、汪精卫等分道扬镳。

1937年7月庐山抗日座谈会，梁寒操寓仙岩饭店，偶集联句：一叶荣枯视天下，此山不语看中原。妙绝！

“低调俱乐部”简介：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罗君强、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

卖国勾当

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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