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改革初遇难题

载修建蛇口码头时，袁庚给工程定额者每人发放了24块钱的月度奖金，却惊动了中南海。这个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袁庚拍案而起，但又奈何不了人家。为了解决蛇口的通讯问题，袁庚以招商局的名义与香港一家公司达成协议，搞电话通讯建起来，结果有关部门怒不可遏：“邮电通讯涉及国家保密问题，历来由国家专控专管，岂能容忍一个企业擅自与境外联系？”

3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曲啸这个人，一个“青年教育专家”，当时他的演讲风靡全国。1988年1月，曲啸的一场演讲，引发一场“蛇口风波”。当时曲啸来蛇口与当地青年座谈，在谈到“淘金者”这个主题时，一个青年反驳他的观点：“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容易分得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曲啸当时很生气，当场要这个青年报告他的姓名，并表示要向上反映他的问题。那位青年笑着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第二天，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火急从深圳密送中央领导，那个递名片的青年赫然在目。这份材料给整个座谈会下了一个从头至尾充满“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定语。曲啸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并动辄向中央“写黑材料告状”，蛇口人怒不可遏。《蛇口通讯报》以《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一文愤然反击。这篇通讯以尖锐的态势把“蛇口风波”闹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对于这场风波，袁庚当即表态：“第一，曲啸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坚持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交流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第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人民日报》意识到这场“风波”，显示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有着重大的探讨价值，随即派人采访各当事人，并以罕见的篇幅和力度，推出《“蛇口风波”答问录》及39封读者来信。这场大讨论如一声惊雷震撼神州大地，有史学家甚至把它赞誉为“第二次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蛇口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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