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六十一人案”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后来，在胡耀邦同志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最终获得平反。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不久，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这封申诉信记录了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中英勇坚持斗争的真相和１９３６年在北方局和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
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以及所有被诬为“叛徒”而还健在的人们，没有不据实申诉的。他们在申诉中写道：“１９３６年，从伪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经过５年多同国民党反动派及监狱中各种反党政治派别的复杂艰苦斗争中，经过多次淘汰后的一批革命骨干，绝非贪生怕死卖身媚敌之徒。”“狱中党支部将党中央的指示，提交全体党员，经过激烈严肃的讨论，是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的指示出狱的。”“出狱后，向各级党组织作了多次的报告，从未隐瞒过。”
１９３６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详祯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再一次恳切地向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二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件的经过呢？”“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孔祥祯在这封报告中，把１９３６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贺致平得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后，曾两次向他写信说明出狱真相，揭露“四人帮”伪造的９６号文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毛主席对谭震林关于农林口文化革命情况报告的指示，伪造为对９６号文件的批示。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康生、“四人帮”作威作福的年代，申诉就等于“翻案”，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事者本人申诉，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有实事求是者出来仗义执言，也会被戴上“右倾”、“翻案”的帽子，以致老的冤案未平、新的冤案又起……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胡耀邦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平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谈组，认真作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躺在床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病床前，倾听意见。要拨乱反正啊！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胡耀邦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激动地淌下了眼泪，胡耀邦说出了他们多少年来想说而未说出来的话，提出了他们想尽该尽而不许他们尽的工作职责啊！
然而，尽管“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但“左”的霜冻仍然僵化着人们的头脑，麻木着人们的手足。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不许拨乱反正。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不止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为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震怒异常，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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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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