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 改革开放》第二集：
十年“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就是酿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一项最紧迫的任务。胡耀邦成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人物。
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发言
平反冤案中的“两个不管”
胡耀邦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先行者。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刚6天），他就对去看望他的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说，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他提出三条：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中兴伟业迫切要抓的三件大事之一。
胡耀邦在紧张筹备中央党校复校的同时，具体指导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大文章，在这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
1977年12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从此，他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中组部，但他还具体指导《理论动态》。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大都由中组部的《组工通讯》撰写和发表，必要时，他也让《理论动态》上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耀邦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遭到“两个凡是”的强烈抵制和压制。为此，他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冲破了阻力。
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全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阻力很大，工作并不顺利。1980年11月9日，耀邦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有关情况。他说，平反冤假错案，我在组织部任期内进展并不快。主要有三条原因：第一条，中央管的干部的材料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交。第二条，非中央管的干部，权力也不在中央组织部，我讲话也不灵。开二百人以上的会议要经过批准，因此我们不开大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开了十几个座谈会。第三，汪东兴同志公开干扰。实际上批判了我们两次：一次是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同志主持，由专案一办攻我们，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平反；一次是同年9月25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摘引自高勇著《胡耀邦主政团中央》第156页）正是这次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不管”。
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认真处理（为此，他还让《理论动态》撰写了一篇文章），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中央接受了耀邦的建议，决定召开这个会议，并让耀邦主持。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负责会务。
信访工作会议于9月18日开始，10月5日结束。9月25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可是，会议印发给与会者的耀邦讲话稿，却将“两个不管”删掉了。耀邦问那位副主任，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回答是：这是汪副主席让删的。会议的《简报》借用某些思想不通的与会者的话，对耀邦的讲话进行批评指责。耀邦在上述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介绍了当时争论的情况：有的同志就公开问我，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我说，照样平。还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我说，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就把它平掉了嘛。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平反冤假错案也势不可挡，影响全党全国的大案要案的平反也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问题的症结也越来越清楚。在这个时候提出“两个不管”，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巨大的阻力和压力面前，“两个不管”虽遭到一些挫折，但耀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同“两个凡是”作斗争。他除了让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全文发表他的讲话，还要求《理论动态》撰写文章题为《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篇文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依据耀邦的思路，文章从苏联肃反扩大化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后来的反斯大林过程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联系到“文革”以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一些情况，来论述平反冤假错案的严重意义。这样论述问题是否妥当，当然可以进一步研究。但在当时，这样提出和论述问题，人们还是感到很有启发。
这篇文章在最后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而且，正在热烈议论几个由毛泽东错定的大案件。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发给与会者，得到普遍的赞扬，对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后，新华社全文向全国转发。21日，北京的报纸（包括《光明日报》）和地方的报纸广泛转载，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中，有专论“特约评论员”的一篇。他在讲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时，特举《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为例。他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的公开发表，“两个不管”昭然天下，标志着“两个凡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禁锢，已经被推倒。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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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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