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臣俘录》 第五集
张景惠，字叙五，187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八角台一个农民家庭,张作霖把兄弟，曾任奉系团长、师长、西路司令。张学良时代，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东省特别区长官。伪满洲国时期，先后充任军政部总长、总理大臣。1959年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与张作霖绿林结义 被张学良尊称族叔
在东北，关于张景惠的传说很多，因为文化不高却官运亨通，又因他年少时在村子里卖过豆腐，所以被百姓戏称为豆腐匠总理。不过，伪满洲国的实质就是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权，所以，张景惠这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豆腐匠总理的称号倒是颇有神似之处。
张景惠青年时代，很善于结交朋友，经常出入赌博场上。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在东北陷于瘫痪状态，各地草泽枭雄，一时乘机而起。张景惠也拉起大牌，由商务会长出面，在八角台镇成立自卫团，自任团练大，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一见如故。张景惠拥护张作霖做自卫团的首领，自己情愿当副手，从此张景惠对张作霖言听计从。1902年，张作霖决定投奔清廷，张景惠等人随之。初任哨官，1903年提升为帮带，成为一名正式清朝军官。
张景惠和张作霖、张作相发迹于绿林时代，当年为躲避官方追捕，张作霖曾将他的发妻藏匿于张景惠老家。张学良后来就出生在张景惠家里。所以在奉系军阀元老中，张学良一直把张景惠视为倚靠，尊称族叔。
游走各军阀 对张作霖的背叛
1906年，张作霖任后路巡防营统领，张景惠也随之升为管带。1910年，张作霖指示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以现任管带身份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并让张景惠随时将奉天军政动态报告张作霖。民国初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张景惠任该团长。1917年，汤玉麟因张作霖重用王永江而与张作霖交恶时，张景惠最终站在张作霖一边，升任第53旅旅长。1918年2月，张景惠率53旅劫持了直系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火，先后增编7个混成旅，张作霖提升他为暂编奉军第1师师长，随后被任命为奉军前敌湘西司令。同年8月，张景惠侦知杨宇霆与徐树铮相互勾结，用奉军名义，私自招募新兵4个旅，发展个人势力，密报张作霖，遂使徐、杨被逐。张景惠升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住北京。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又发表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陆军16师师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被委以重任，担当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整个战局因西路溃败而败。战争结束后，张景惠寓居北京，直系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新设全国国道局，特任他为督办，张作霖深恨之。1925年冬，张景惠因母病故，不敢奔丧，求张作相、吴俊升说情，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张景惠回来先到沈阳，见到张作霖就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原谅了他，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奔走于京、津之间。1926年以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年6月4日，随张作霖返奉，身受重伤。1928年底，张学良任用他为东省特别区长官。因与张学良相悖，遂在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
成为日本最忠实的走狗 三呼"日本帝国万岁"
“九·一八”事变，公开投敌，先后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伪军政部总长、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等职，成为日本的最忠实走狗。自从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把张学良赶出东北，张景惠反而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后来又把他提升到总理大臣的位子长达十年之久。为官十年，张景惠吸取前任总理郑孝胥的教训，对关东军的政策只执行，不表态。
伪满时，老百姓知道张景惠卖过豆腐，很多人背地里叫他“豆腐总理”。其实这背后还隐含着老百姓对张景惠甘于当傀儡的嘲讽和卖国行径的痛恨。当年张景惠有几位秘书，但只有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日籍）“有实权，说了算”。此人随张景惠参加各种政事活动，形影不离。张景惠每次发表谈话，皆由松本事先拟定内容。有一次，张景惠对松本起草的文稿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便去问松本。松本傲慢地说：“……不认识，顺过去就是了，怎么写，你就怎么念。”
即便如此，张景惠还是在“总理”的宝座坐到伪满政府垮台。并且在每每“接见外宾”或处理某些“国务”时，都得去“官邸”，伪总理的“西宅”曾上演过无数场奴颜婢膝的场面。有一次，张景惠在“总理官邸”召开“全满各县旗长恳谈会慰劳招待宴”。席间，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告知“日本内亲王殿下御诞生之吉报”。张景惠“对于友邦皇帝弥荣，满面春风，喜形于色。扯开嗓子对与会者说：‘向诸君报告，我友邦皇帝御庆事今日下午4时35分，皇后陛下御分娩内亲王殿下矣。’他接着又说道：‘欲藉本席恭祝日本皇室隆昌，并三呼日本帝国万岁。’旋即举杯，由总理发动全员高呼万岁”。不知道张景惠在战犯管理所时，回忆起这段情景时，又该作何感想。(来源于《长春晚报》)
高丕琨今年整整１００岁。１９４１年，日语很好的他，成了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有机会从宏观角度了解伪满洲国的运转情况。
他说：“张景惠为什么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就是因为执行日本对‘满’政策不遗余力，对于实行方式更是用尽了脑筋和挖空了心思。日本人的移民开拓团强占了中国人的土地，伪满官吏多有不满。张景惠却说，‘满洲土地多，但人是老粗，没知识，日本人用新技术来开荒，是给大家找饭吃。’实际上，日本人不会种旱田，强占了中国人的地后，还强迫中国人替他们种，哪来什么‘新技术’？”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常对溥仪说，张景惠是‘好宰相’，是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的身体力行者。而张景惠自己则说，什么叫‘总理’啊，就是让咱们出名义，人家乐意咋办就咋办，也用不着你多嘴。”
高丕琨回忆，伪满对日本有一项政策，叫“粮谷出荷”，就是征收粮食运往日本。数量非常大，到１９４５年达到９５０万吨。很多农民连口粮和种子都交给日本人了。
为了给日本人提供粮食，伪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政策，对老百姓的口粮实行严格的配给，标准低得让人难以糊口。老百姓只好吃橡子面蒸的“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和杂谷的“协和粥”。１９４２年，有不少人因无粮可吃而死亡。
日本侵略战争越来越吃紧，物资不足，连造子弹的铜都不够了，伪国务院就制定“金属类回收法”，将百姓手中的金属制品悉数搜去，连门拉手、汤勺都不例外。张景惠还下令把伪国务院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
“满洲国”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里的中国大小官员是名副其实的傀儡。高丕琨说，从皇宫到国务院、从省到县，都有一批日本官员，一般都以各部门次长、总务长或参事官的面目出现，但却拥有真正的决定权。因此，问及“总理”有关国务的事宜，“总理”只能回答说：“总务厅长官在办。”问及各部大臣“总长”有关事务，回答就是：“次长正在办。”
“张景惠的‘总理大臣’的印鉴由我掌握，各处处长送文件来，要先送到我这里，盖上印就算数了。据我所知，一些要紧的事，如省长、处长的任命，都是事先由日本人总务长官跟张景惠说好，由我盖章生效。大概因为自己没什么要决定的事，张景惠每天上午１０点钟才来上班，到１１点半钟就走了；下午２点钟来，到４点钟也就回去了。”高丕琨说。
“在伪满的各军营里，都有日本军事顾问。连伪皇帝溥仪也派有顾问，后来改称‘帝室御用挂’，即吉冈安直中将。溥仪十分害怕吉冈安直，基本上受这个日本人的掌控，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日本人总在他的身边监视控制。日本军事顾问对伪军的长官有绝对的指导控制权，是说一不二的。伪满汉奸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来闹去，但真正的主子是日本人。关东军不点头，一切都是胡闹。”高丕琨说。(来源于《江淮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