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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弟弟为何含冤被关七年半?
1968年1月,周秉钧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却发现父亲不在。15岁的小妹周秉建告诉他,父亲昨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钧匆匆赶到西花厅时,天色已黑,寒风中,他看到邓颖超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的台阶上等着他,周秉钧上了几个台阶给邓颖超敬了个礼,还没有等他说话,邓颖超就问周秉钧这件事情他是什么态度?
据周秉钧回忆说:“我那时候也是参加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会,所以我现在想来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脱口而出,我说1955年肃反的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话,就是今年这个肃反要跟1950年的镇反要有所不同。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这个我说那现在我父亲既然被捕了,那看来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问题,也不好进一步表态。这时候七妈说好,咱们回屋吧,然后就从那时候高台阶,从外面上来越过那个台阶再下去到底院,然后七妈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迎你,我就是不让你有个回旋余地,马上问你这句话你说的才是真心话,她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她就为了问我这句话。”
邓颖超要求周秉钧今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厅。周秉钧说,他的东西还在家里,而且还没有见过母亲。邓颖超同意让他先回家一趟,但坚持他今晚必须回到西花厅。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母亲那里,听母亲说他们来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屉,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得知抽屉里的里面有500块钱后决定问问邓颖超解决的办法。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他母亲那里,给母亲留了两百块钱,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厅。晚上10点多钟,伯父周恩来也回到了西花厅。问周恩来那500块钱怎么处理,他反应非常快,他说:“你告诉你母亲,看看这些票子是新的还是久的,如果是新的,号是不是连起来的,如果是,这钱不能动,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经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连号,那肯定是什么特种经费,活动经费之类的。”
第二天早晨7点,周秉钧起床来到客厅,周恩来告诉周秉钧,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吴法宪司令员,已经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父亲周同宇被抓时,周秉钧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邓颖超专门给周秉德写了一封信,让小妹周秉建坐火车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事情,并且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个事情总会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这个情绪。
第二天,周秉钧回到了广东,此后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就连父亲关在何处都一无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关了七年半之后,父亲周同宇才被释放出来。
对于父亲周同宇当年为什么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周家兄妹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即便父亲被抓,他们其实也不敢在伯父面前提,更不敢说求情的话。因为周恩来定的家规中就有这么一条,不要为他人带信,告状,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妈邓颖超才向他们讲述了事件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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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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