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日军伤害的平民百姓挤满了医院。威尔逊医生对其中一位勇敢的年轻女子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2月21日，他写信告诉妻子："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24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一个刀口。"
威尔逊医生提到这位孕妇名叫李秀英。
和南京许多老百姓一样，李秀英和父亲也逃到了安全区，躲在五台山小学难民所的地下室里。
但12月19日，一伙日本兵再次闯入安全区里的这所学校来搜罗妇女。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我的嘴给他们（用刀）划得都分家了
他（日本兵）这个地方挂了一个刺刀，他一弯腰，我一把把他的刺刀抽出来，抽出来后我一滚过来了，我人就站在这个地方。那两个鬼子来了，这个鬼子看到刀在我手上，他吓死了，两个手死命抱着我的手，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这么矮，他就把我的手抱着，我就把他领子给封起来，他戳腿戳不到他就戳我的脸，他就这边甩过来一刀，那时候我不觉得疼，我就抓住这个鬼子来回这样甩他，甩得这个鬼子没有办法，那个鬼子就戳我的脸，血直往下淌，我就朝他们脸上吐，朝他们身上吐，呼呼的吐，我也不管了。我的嘴给他们（用刀）划得都分了家了。最后我肚子上被戳了一刀。
李秀英一息尚存，被送进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37处，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南京的冬季是漫长而寒冷的，对于遭受劫难的市民来说，严酷的冬天才刚刚开始。而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来说，从日军入侵南京的那一刻起，与侵略者的搏击就同时拉开了序幕。
南京沦陷后，40岁的贝德士不仅热心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而且还逐日登记日军暴行，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字幕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6名清道夫，在鼓楼住处被日本兵毫无理由的杀害。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3名被奸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并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由此产生大混乱。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拉来4名少女强奸，两小时后离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强奸4名妇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中国人住宅，强奸1名少妇，并拉走3名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枪杀。
12月15日夜，许多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建筑物内，强奸了30名妇女。其中几名妇女被6名日本兵轮奸。
12月15日夜，许多日本兵闯入三条巷的民宅，强奸了很多妇女。
……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不仅仅是性暴力，还有抢劫，纵火，虐待，任意杀戮老人和儿童，甚至婴儿。
贝德士的抗议信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
这些记录和抗议信被一次次递交给日本大使馆，但大使馆的官员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说"我们无能为力。"
马吉牧师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也提到了日本方面的傲慢态度：“类似的可怕的事在全城都有发生。当我把这些事告诉日本总领事时，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把这些事告诉《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他也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由于日本当局对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内实施暴行的漠视与纵容，才导致了日军在安全区里肆无忌惮的挑衅与暴行愈演愈烈。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在他所著的《南京难民区百日》一书中对日本军队作了这样的分析：
以征收为名进行掠夺的心理引发了日本兵普遍对中国妇女施暴，日本兵惯于用掠夺暴行来满足食欲，对于性欲这样的生理欲望也势必用暴力来满足，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兵的心理状态就是如此。……不仅仅是性暴力，还有偷盗，抢劫，纵火，虐待，任意杀戮老人和儿童，甚至是婴儿……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三天，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第一个将亲眼所见的南京屠杀消息发往美国。12月17日，另一名美国记者杜丁也向《纽约时报》发出特别报道指出：“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
下一页：大屠杀是一个例证，它充分反映了人所能干的最邪恶的事，却也是人类最伟大精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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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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