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手提箱里的秘密

不论在当年满洲国覆灭外逃时，还是在苏联流亡期间，甚至被引渡回国入狱后，溥仪都和一个黑色的手提箱形影不离，其实他的亲信们都知道，那里有溥仪藏匿的大量珠宝。这珠宝箱里头很多，就是这么大个箱子，他认为这些东西保住了，哪一件儿不是价值连城。1952年的一天，当收到最亲信的侄辈们，叫他主动向所方交出珠宝的纸条时，溥仪感到又悲愤又矛盾，开始他也不愿意交出那些宝贝，因为他觉得自己连个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即使以后能把自己放到社会上去，让自己自由，可是他凭什么生活，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恼恨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每逢真瑞侄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毓嶦检举这个事儿，想让所长搜查他，咱们是为了教育溥仪，让溥仪主动交待，这样就等，所长说等一等，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关于宽大政策，我总是半信半疑，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经过痛苦的挣扎，在收到纸条后的第十天，溥仪来到了管理所所长面前，交代了自己私藏珠宝的事实，并要求将它们上交政府，归还人民。

这个结局太出乎我的意料，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于是，我把存条夹在了笔记本里。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8个月后，战犯们从哈尔滨迁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是理发室，当年都是聘请国家的一级理发师为这些战犯理发，他们是每月理一次头发。这里是当年的浴池，战犯们是一周洗一次热水澡，轮到他这边洗澡的时候他第一个先跑出来。洗完以后别人进去洗他就出来，他不洗，洗完了，一开始不会洗，不会洗不行啊，不会洗你得学着洗啊，过去他根本就不会嘛，搬回来的第一天，战犯们被汇聚到大礼堂里，说是听政府人员的讲话，讲话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的工作团团长。他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的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他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罪）。

因为就是一个傀儡，事儿都不是我做的，日本人做的，我有多大罪，我没有多大罪。回到监房看见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我越发觉得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完了以后这个管理人员就教育他，说你怎么能说你没有多大罪呢，日本人干的事不假，你呢是在很大程度是一个傀儡也不假，可是毕竟那些法令什么是通过你裁可了以后才公布的。重压之下，溥仪只能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在他向管理所提供的一份的“陈述书”里他依然隐瞒了在天津勾结日方图谋复辟的事实，声称自己去满洲是因为被日本人挟持，大约在两个月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之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的无条件的，几个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派出工作团，在伪满战犯中开始实施了“自我认罪宽大，揭发检举有功”的战犯改造活动。

这种叫做背对背，很自然地要想到，，怎么样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觉悟，能够呢通过这种表现，，减轻自己过去的罪行，这个互相之间，我揭发你，你揭发我，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是进了监狱以后，从报纸和书籍里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漏看的句子，反正我是首恶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都是必办的，我何必这样傻，坦白说老实话呢？说老实话在世界上只有吃亏。

他呢，总怕暴露他真实思想大伙儿发言的时候吧，他不发言，他听大伙儿说什么呢，大伙儿说完话，他一总结，一说，这不就没漏洞了么。别人谈的时候，他就在那个仔细地听，有的还用笔在本上记记，然后他就把别人哪个大臣所在他那个任上，当时提出过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对这个国家有哪些危害，他记下来，然后呢他自己也说这个事，以后逐渐多了说，怎么这个溥仪当皇帝，怎么有一些说的跟别人都这么像呢。

1954年5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面对面做揭发，这还是第一次，其实也是最后一次，在这唯一的一次坦白检举大会上呢，溥议有点儿心怀鬼胎，他发完言之后，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举手揭发，溥仪看到说，他们当中有自己的侄子有妹夫，也有同屋居住的其他的犯人，就在溥仪准备接受揭发的时候，主持会场的检查人员却宣布大会结束，之后的日子里似乎颇为平静，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检举认罪进入了定案阶段。

12月25号这一天，溥仪被叫到了询问室，工作人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他面前，跟他说，这都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还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那些，也可以再想一想，然后再表达你的态度，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翻开厚厚的材料，溥议这才发现，自认为掩盖的很好的诸多事实早已被周围人揭发。他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材料上签了字，随后走出了审讯室，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都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意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懦，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