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生活自理能力 倒马桶对溥仪来说难比登天

溥仪等人入狱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是朝鲜族人金源，而他的夫人郑英顺当时也是管理所的管教，别人伺候的人，这么突然叫他自己弄，不赶趟，人家都出去排队准备做操，他刷牙还没洗脸。真的，你把管子闭上啊，关上走啊，他就那么地就出去了，哎呀，那个水啊，走廊都是，所以那个完了以后，回来一看是这么个。啊，这又是溥仪干的事。

由于溥仪常年养尊处优，极度缺乏自理能力，现在和所有战犯一样过上了集体生活，他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他被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一上外集合去了，散步，他也跟不上，补袜子，那时候发袜子发那线袜子，不像现在的尼龙袜子，它也不坏啊，补袜子，把袜子底当袜子面补面上去了，有时候吃饭衣服上拉拉的那个饭啊，那个汤啊，很埋汰，就像那孩子一样，如何处理这一千多名日籍，伪满以及国民党战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让战犯安心改造，管理所投入了300多万兴建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还有露天的舞台。同时，管理所内部还制定了“三个保障”，一个是要保障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三是保障身体健康，当时犯人的伙食是根据级别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溥仪和几个大臣吃小灶，翻译呢吃中灶，跟他来的那些随从的人员吃大灶。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战犯每日三餐其实吃的都是细粮，而当时管教人员的饭碗里啊，还总是能见到黑窝窝头。在管理所中，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他们而言，记忆中的“满洲国”可谓不堪回首，很多人的家人惨遭日伪杀害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大家思想上都搞不通，炊事员也不干了，谁能做谁做，谁出的馊主意，我看这要是猪啊喂肥了还能吃，你说给这些玩意儿，这些战犯，你说这干脆给他这个杀了，给他杀了得了，做那个饭啊，淘那个米啊，基本上做完了就搁水过一过就是，这菜呢，切得长短不齐，洗得也不干净，菜呢搁刀叭叭叭能切上，往大锅（一扔）。炒的油少，爱吃不来吧，想到自己竟然要为这些可恨的日伪战犯服务，很多工作人员想不通，甚至有些人还提出要离开管理所。根据周恩来做出的“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的指示，所领导只能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

实在说不通，就干脆以命令的形式，将善待战犯作为原则确定下来，对于这些罪恶累累的战犯该怎样惩处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呢，开始对他们进行深刻的认罪悔罪教育，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里是当时战犯们住的地方，他们是十个人一个房间，里面的那个小房子呢是当时的卫生间，是夜间呢放马桶用的地方，犄角上有一个小屋子，那小屋子是厕所，那个大便小便都有一个桶，小便小便桶，大便大便桶，你一个战犯，你说谁给你倒便桶去，你不得战犯自己干么，早上起来，每天早上起来倒便桶，按照规定，每名战犯都被安排了值日表，倒马桶就是值日工作的一项，这对溥仪来说，简直难比登天。
 
如果是叫溥仪也跟着给大伙倒屎倒尿，这事儿也是太难为他了，所以说那会儿所长说了，溥仪，这个轮流值日，溥仪就这个免他这个值日了，简直跟大赦一样。虽然被特别免去了倒马桶的义务，但为了培养溥仪的独立生活能力，管理所将溥仪和亲属们分开，让他与伪满大臣同住。从此，溥仪只能学着打理自己的生活。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多次，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监房一共5个人，也就是每5天轮一回洗碗，提水桶，擦地板，接栏杆外送来的饭菜，这活儿其实不算重，可是我在伪大臣前面总觉得不免有些落价之感。

从1952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个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侍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惟命是从，真龙天子那种劲儿似的，要我怎么的，我就应该怎么怎么地，是那个东西，逐渐就划清界线就知道了，不应该这样，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呢，认识到这以后呢，他想再指使谁，他这些侄儿就不给他干了，他就觉得，当时就觉得心里不得劲儿，说他们无情无义似的，也有看法，生活上无人服侍，但令溥仪最不适应的，还是大家对他称呼上的改变，管他叫上边的这些人，制止这种称呼，以后不许这样不许这样称呼，叫溥仪就行了，不能叫别的，就叫名字，叫号，一开始叫老溥不好意思，东北话溥太爷，比老溥好听点，溥大爷儿，打击接踵而至，原来俯首帖耳的手下们，不仅在对他的称呼上发生了改变，甚至对他的态度上也发生着变化。

比如说他的那些侄儿他的下属，人家也要表现自己进步啊，我老打底溜须拍马屁啥，越表现自己清高，越不理你，他不显着我更进步么，越不搭理他，所以他就更难堪，他非常孤立，谁也好像你看人人大伙儿都伺候我，都围着我，现在都不理我了，我那时候见着溥仪，没话。说什么，溥仪外观还假装地关心关心你，，你怎么样，好不好啊，完了，没了，不愿意跟他说话，没什么意思，他就觉得都对他来劲儿了似的。就底下也不是底下了，下仕也不是下仕了，侄儿也不是侄儿了，就我这个孤立了。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在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表上冲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嚷成一团，脑子里已经没有那个概念了。
 
他是我上头，皇上必然应该这样，因为大家都学习得，都打破这个概念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了，一样的人你说你现在这样，大伙儿就拿他当笑话来讲了，他的侄儿也好，御医也好，他妹夫也好，或者说他老丈人也好，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再也不会包庇他了，那要么他说他有晚上有拉肚子什么的，那大伙儿就最讽刺他，你看你啊，见着好吃的没完，一逮着没完，连他妹夫都能说他，连那万嘉熙都能说他。你看你，你说他挺大个人样，人家一说他，他心里也是很难过的，就是很不得劲儿，所以他一边蹲着去，我占着马桶，我不动地方，我让你说我，我熏你，我告诉你，你真想去便所儿，我占着这，我让你憋一会儿，我使点儿小坏，我给你来这个，1952年的夏季的一天，当溥仪接过侄儿送来的中饭时，发现碗底藏着一张小纸条，溥仪一看见有个纸条顺手就搁碗底下然后端上来，这么就拿进去。拿进去以后，正吃饭呢不敢看，然后又偷偷摸摸的，先上厕所，上厕所蹲着看，纸条上，族侄们提醒着溥仪，在他随身携带的那个黑色皮箱夹层里，还藏着一批珠宝，他们劝告溥仪，最好自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