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俗事”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

我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我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

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1963年6月我们搬进西城区东观音寺新居。这里是洋式平房，我们住着两间卧房、两间客厅、一间饭厅和一间卫生间，此外还有厨房、库房、佣人房和宽敞的走廊。院落里，长着松树、柏树、梨树、海棠树以及榕花树等等，盛夏之季繁茂无比。我们就在这清静、幽雅的环境里一直住到溥仪去世。

社会交往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许多的“同事”，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

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园主任俞德浚20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植物学，是园艺界知名专家。溥仪得到他亲手赠送的学术专著《植物园手册》以后，认真研读，写笔记，采标本，真摆出了要钻进去的架式。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早年当过红军，负过伤，立过功。他常把溥仪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从家庭藏书中挑选喜欢读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时还会拿出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与溥仪一同鉴赏，两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维鲁是20年代入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他和溥仪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练太极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两人友情甚笃。

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许多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在植物园他们共同劳动、朝夕相处，真有点儿难舍难分。离别之前，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六寸彩色照片留赠溥仪，照片背面还写着几句话：“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1961年3月6日。”

前半生里的溥仪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他随时都有可能用皇帝专用术语“传膳”下令开饭，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连天。如今不同了，溥仪关心着他身边的劳动者。

政协老工友赵华堂，在溥仪独身生活期间对他有不少照顾，两人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仪常带我去看望赵大爷、赵大妈，赵大爷病了，他就带着点心一次次地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

我们先后雇佣过几位保姆，溥仪待她们都非常好，谁家有困难尽力帮忙，改善生活的时候，溥仪总不忘记把已经离开我家的保姆再请回来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为女儿缴学费犯愁，溥仪每次都替她缴上。还有一位曾在我家当过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盖碰出了血，溥仪和我轮流去看护她，并送去钱和粮票。溥仪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里，往炕沿上一坐问冷问热。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