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当年顾维钧身后的中国内外交困，在谈判桌上理直而气不壮。但顾维钧从没放弃为国人的权力和国家的合法地位奋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是个人座右铭，但不能作为国家的外交方针。民族利益是不可以玉碎的。

8年抗战期间，顾维钧先后驻节法国英国。不断与英、法两国谈判之外，1938年7月，顾维钧经过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引线同美国财长摩根索会面，最终促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台儿庄大捷令英法对中国的抗战刮目相看。美国、英国等同盟国陆续向日本宣战后，中国不再孤军作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终于走进主流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中四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并希望尽早召开会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看出，国际联盟没有对世界情况有实际上的影响，当时大国就考虑由新的国际组织来维持长久的和平。

对于这次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蒋介石非常重视，他询问顾维钧，中国与会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

顾维钧认为中国参加敦巴顿会议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中国在国际“四强”的地位。

中国虽然作为“莫斯科宣言”的四个签字国之一，但由于苏联和英国对中国的轻视、中美间恰因史迪威事件而关系紧张以及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四强之一的地位十分脆弱。正如驻美大使魏道明所说，中国是“居大国地位，内心有小国忧虑”。

当时苏联就提出不和中国同时开会，所以会议是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的，他们讨论完基本方案，接下来再和中国讨论。

对第一阶段会议已达成的草案取何态度，成为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内出现了意见分歧。

当时代表团中有意见，认为要和大国慢慢讨论我们的方案。顾维钧认为如果你们这样慢慢讨论的话，你使得已经产生的方案产生很大的变数，有可能对中国作为四大国的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他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我们可以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提出补充的方案，顾维钧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

他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在谈判中间的话，双方都要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最合理的结果就是你得到你所要的，我得到我所要的，所以当谈判中间，你得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利益，五十一、五十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话，你就要注意了，你已经成功了，不要为了要求更多的东西，到时候把已有的成果损失掉。

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值得一提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顾维钧力主中国代表团应该包含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党派，力促共产党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成员参加会议。这是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顾维钧终其一生保有中国国籍 并留下中国最长的回忆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对外关系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四十年代末，顾维钧离开中国，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几十年后，国共内战打上了联合国。1972年的联合国大会，毛泽东特别指示外交官章含之去看望顾维钧。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寓所去世，终其一生保持着中国国籍，并留下了一部中国最长的回忆录。在他数十年外交生涯中，没能看到收回外蒙古、香港、澳门、钓鱼岛、南沙诸岛和印度侵占的达旺等地区，难道不是弱国外交的无奈吗？

顾维钧不是神仙和教皇，他身上当然有不少缺陷，也难免有时代的烙印；只看他运用微薄的外交资源，争取到可观的民族利益，做个风范大国民当之无愧。托马斯o卡莱尔说：“伟人不是徒有虚名的，世界历史仅仅是伟人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