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总编辑时间》

吕宁思：路透社专栏撰稿人顾蔚最近撰写了一篇观点文章，题目是“中国农民需要凯恩斯，还是邓小平”。文章说每一次中国外部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政策制定者自然会从消费最为匮乏的群体，也就是农民这里去挖掘消费潜力。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此，现在也不例外。家电下乡等政策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政府补贴，提高农民的需求，来帮助消化制造企业的存货，填补欧美消费者留下的空白。

但中国农民有这个实力逆势增加花销吗？凯恩斯主张的政府财政干预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开始出现赤字财政，农业补贴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整个经济下行，鼓励农民逆势创业难以让人感到乐观。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授人吃，不如教人去教人捕鱼。那么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农村土地改革，所以作者认为中国农村改革要靠凯恩斯，但更要靠邓小平。

包产到户是30年前邓小平主导的最早实施的改革之一，他成功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拉动粮食产量上升，帮助农民实现温饱，但30年过去了，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无法解决，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状态还停留在温饱。

文章说中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18.3亿亩土地的耕地，人均是1.41亩，如果按照2.49亿农民户计算，户均耕地是7.3亩，中国每亩地的产出和世界水准相比并不算低，但人均下来就很低了。农业增效、农村增收、农民繁荣非常困难，要提高农民收入，归根到底还是要减少务农人口，把7亿农民变成2-3亿农民，这样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的经营化，并且促进农民增收。

文章说中国农村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经济好的时候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支持城市的发展，在经济转差的时候，又敞开胸怀，把他们吸纳回来，但是现在呢？这块儿海面已经吸饱了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2个亿左右，农村需要力保全国18亿亩耕地的的底线，以保证中国自身粮食的供应，所以不能够把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消化农民工的大进大出。

文章说尽管现在并非土地改革的最好时机，但现在不做，以后会更难。春节前失业农民工沉浸在回家和过年的兴奋之中，现在年也过了，积蓄也逐渐变少了，未来怎么办，不少人已经给把地给了别人种，80年代后出生的人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他们也不在把农村当自己的家。要防止农村社会矛盾激化和提高农村收入水准，还是要坚持城市化的进程，继续推动土地改变。

作者最后指出，土地改革的困难是巨大的，巨大的担忧是小农户会在地方权利与资本结盟的强势介入下大批失去土地。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城市农民窟和无地农民运动，就是前车之鉴。但是首先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农民的智慧，另外从国企改革到商品房制度的改革，哪一项的中国改革，不是极其复杂，而又异常艰巨的呢？如果现在不积极的推进改革，日后付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可能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