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北京大学研修中国美术史，并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

两个多月前，大报恩寺遗址地宫铁函开启的电视直播，让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文化学者王鲁湘走进了南京观众的视野。日前，他又来到南京，为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录制节目。作为近年来“学者明星化”的代表，王鲁湘被称作什么电视栏目都能上、什么话题都能说、什么事情都懂的人，如果说他的知识体系有什么“缺陷”的话，恐怕只剩下不会用手机发短信、不会发电子邮件了。

离宁前，王鲁湘接受了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的专访。这位“手握麦克风的学者”说，如果不是凤凰卫视把他“逼出”书斋，他大概还会在书斋里待着，在书本里耗着，纵情于山水，徜徉于历史。尽管身患糖尿病、腰部要别着小型注射器全天候注射胰岛素，但王鲁湘却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在他看来，52岁还不算老。

以话筒为笔、以屏幕作纸，把知识分子能量最大化

记者：很多时候，媒体在提到您的名字时，都会出现“中国第一知道分子”的前缀。在您看来，“知识”和“知道”的区别在于什么？

王鲁湘：这其实是媒体给我硬加的一个封号。5年前，广州一家杂志搞了一个“中国知道分子”评选，当时选出了5个候选人，大概是因为我策划了大型文化纪录片《纵横中国》，借着这个“东风”被提了名。后来，他们请了全国的学者、专家投票，最后把奖颁给了我。说实话，我领奖时对这个称呼也是一头雾水，后来问这家杂志的主编，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以我的理解，“知道分子”肯定是知识分子，但又有特殊性，准确的说是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打个比方，一个博士生、建筑工程师或者外科医生，他把自己的专业做得很出色，但从不对社会上的问题发表意见，不愿承担社会责任。那么，我可以称他为知识分子或者是专家，但他们能为社会贡献的还远不止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对社会持有评判立场和能力的公共意见人物。我想，这应该是“知道分子”一个评判标准。

对我而言，这个称谓大概代表着我的身份：以话筒为笔、以屏幕作纸，将电视媒介变成一个文化布道的平台，把一个知识分子的能量最大化。

从“为什么是王鲁湘”到“必须是王鲁湘”

记者：在“象牙塔”中谈古论今、激扬文字，似乎是传统文人的从业惯性。走进凤凰卫视前，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导，是什么驱使您打破这个惯性，从书斋走向屏幕？

王鲁湘：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从古到今，真正能“行万里路”的读书人少之又少。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成本问题”，因为行万里路的“成本”要比读万卷书高得多。所以，有很多文化学者一辈子埋头书海，却从没到过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我认识一个研究明文化非常有名的老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流着泪说：如果有生之年不去明孝陵、秦淮河看一看，我死不瞑目。很难想象，他研究了一辈子明文化，却从来没有来过一次南京。

我之所以选择跳出书斋，是因为电视媒介这个平台，可以帮我解决“行万里路”的“成本问题”。

记者：在观众印象里的电视节目中，文人学者向来是作为“答者”，而非“问者”。从最初的电视节目策划人、撰稿人、嘉宾再到现在的主持人，您是如何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前台的？

王鲁湘：1987年，我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在央视做过一个大型纪录片。从那之后，我陆续担任过策划、撰稿、编导，但始终是在幕后。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出镜是做《寻找远去的家园》时，这又要讲到刚才提到的“成本问题”。因为做节目要请很多嘉宾，这涉及到时间安排、交通住宿费用等种种问题，后来发现，我一个人把任务全顶下来的话，所有这些麻烦都没有了。于是，之后的《纵横中国》、《文化大观园》就沿用了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