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不能与生活经验脱节

记者：深圳前不久从台湾引进了一些国学教材，希望借鉴台湾的经验，在台湾，对传统文化是怎样传承普及的？

傅佩荣：台湾没有像内地一样经历一个传统文化的断层，在台湾，50多年来，国学可说一直是不冷不热，教科书中一直都有儒家经典的课程，但事实上，光背诵不理解是没用的，学生考完试就忘了。但儿童读经的好处之一是使得学生和传统文化有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对传统虽然不了解，但当他们长大了，到国外看到外国人都很重视本国传统的时候，再要回来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就很容易。深圳引用国学教材，对小孩子实行一些国学教育，我赞成，但不用期望过高。在台湾，开始一直是政府推广和学术界研究各行其是，后来是民间力量加入进来，很积极地开办一些国学班，国学才最终在民间生根。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推动国学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呢？

傅佩荣：主要是要重视理念层次的推广，国学的发展要做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广，让所有的人觉得说我这一生不能够少这个东西，我可以多一些、我可以少一些，但是不能完全没有。于丹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二是把焦点落实在经典文本上，推广本身就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经典，这个现象我注意到正在发生，书店里关于儒家经典注释的书起码有十几种，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书，接触原文，回到经典本身。三是经典与经验相配合，“国学热”能否持续下去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这完全是应用了，如果不能把经典中的道理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与生活经验相配合，那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解读经典的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汗牛充栋，随便走进书店都有十几种，有些解释甚至互相矛盾，对于今天的读者，应该怎么样应对选择的难题呢？

傅佩荣：一个人看书往往受到老师的影响，今天的读者看儒家经典，通常是看朱熹的注解，但学术界现在公认，朱熹的注解是有很多问题的，他表面上是在注解四书，实际上是在用四书注解自己，这一点清朝的学者就提出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读者怎样看经典呢？我个人就看过400多家关于《论语》的注解，所以我敢说我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是有选择的。要正确理解经典，首先要建立在广泛的阅读上，其次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在理解经典的时候，第一要以经解经，圆融一贯，不能断章取义；第二要把经典与生活经验相结合，古代的社会现实虽然与现在很不一样，但人的生活经验、为人处世的道理是相差无几的，所以理解经典绝不能与生活经验脱节。

儒家伦理推动东亚现代化

记者：现在很多人把“国学”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从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看来，国学能否对民族复兴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呢？

傅佩荣：民族复兴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近代历史的经验证明，现代化越发达的地方，国家也就越强大。1970年以后，现代化出现第二个成功的个案，从日本开始，韩国、新加坡、中国，被称之为东亚地区现代化的例子，日本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东亚现代化背后依靠的正是儒家伦理。我举个例子，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两个共同的习惯，一是喜欢储蓄，二是非常重视教育子女。资本加人才，就是现代化的条件，是谁使你这样做？是儒家，观念决定行为，你没有这样的观念不会做这样的事，儒家的现代化有它的理由。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难道现代化就是好的吗？事实上，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现代化也有很多问题，很多人有抑郁症，自杀率越来越高，而儒家同时也可以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要的儒家。（梁瑛 崔文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