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本人将读书视为"志业"。忙碌的他，承认要实现志业"确实会有困难"，但，"如果你很坚定地说，我要做一个读书人，其实能够做得到。"为此他不惜牺牲睡眠时间，甚至，真所谓"死而无憾"，他逢人常说："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

曲线宣传"读好书"

2001年秋，梁文道在九龙土瓜湾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牛只检疫站，创建"牛棚书院"。远离港岛中心的书院，是一个理想化的产物。为了不受制于人，梁文道没有申请企业资金，自负盈亏。"讲师费、宣传费、行政费都很贵，导致学费昂贵，学生负担不起。位置偏僻，很多人要来，但很不方便。另外有一些学生是我认为应该来的，但他们经济条件不好，我就给他们一个优惠价格，或者让他们来帮忙做义工。结果，经营到最后，一半学生都是这种困难学生。"

在牛棚书院，梁文道办了一份免费杂志《E＋E》，"印两万份，全是大块头文章，少于2000字的文章绝对不登。"曲高和寡的《E＋E》以失败告终，牛棚书院也由于经营困难暂时停业。但梁文道并不服气："我相信明年我会重新再搞，这回我想通了，我要找赞助。"

由于《E＋E》的教训，后来办的《读书好》，依托香港大财团资助，走平易近人的路线，梁文道戏说，"超过2000字的文章绝对不登"。杂志每期印刷5万份，在街上、书店、资助财团的所有小区免费发送，"发出去，一天马上拿光。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和大众对话的方式。"

曾经理想化的梁文道也清晰地看到香港社会的文化背景，先谈"读书好"，曲线宣传"读好书"。"我现在所出版的杂志、图书，坦白讲都不是我心目中最爱的书。我有一个理论叫'板块转移'--雪山山顶风光绝美，但它太高，会发生高原反应，一般人就喜欢留在低洼的平原，一辈子不上去。我现在想的，是如何让他们接近那个地方。如果整个板块缓缓移动，缓缓向喜马拉雅山年年上升，你可能没有感觉，但你在接近、在上升。"《读书好》简单易懂，但又不是人们平常看的那种爱情小说，"比它高，但高不到哪去，于是读者会觉得很爽，会很高兴。慢慢慢慢地，或许有一天他能够看到山顶。"

普及观念的二传手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希望通过办杂志、做讲座、做电视，做一些类似启蒙民众的事情？

梁文道：我不敢说"启蒙"，我宁愿说，我想做观念普及工作。我把自己定位为"买办"。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观念，很多有趣的想法，但平常都被封锁在学术论著里，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美国上世纪50年代很红的社会学家默顿认为有一种"中层知识分子"，他们把高层知识分子的东西翻译出来，给普通人。

如果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有趣，对我们日常生活会有用，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世界，就介绍给大家。至于大家是否接受，或有些其他想法，是别人的事。也许，人们在看到这些东西后，会催化产生另一套很不一样的东西，又往上流动回来，那就更好玩了。

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场合做着同样的事。我相信同志的存在，茫茫人海中有人与你分享着相同的志向、相同的想法，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是能够改变社会的。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你是否也常常反思，一日三省？

梁文道：我常常觉得《浮士德》是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你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无穷的求知欲望，那很可怕，会让你出卖灵魂。我觉得经常需要这个形象让自己提高警惕。

但我真觉得，有时自己就会像浮士德那样，知道有一件事情自己不懂，就觉得可惜，很想把它弄懂。我衡量一件事懂不懂的标准就是我能不能把它写出来。目前我正在克服的理论是财经，它是现代全球秩序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正在努力学习。

《第一财经日报》：哪些书是你特别关注的？

梁文道：我的书杂七杂八，但有几类书是我兴趣所在，我特别看准要收藏的：一是关于书的书，就是书的历史、出版史；二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书；还有一类是关于希腊、罗马哲学文化历史的书。

有一个法国的中国学学者，他本来研究古希腊，后来转向研究中国，他认为，古代中国无论时间上、空间上都和他的世界完全不同。我喜欢古希腊、罗马也是同样的理由，那是跟中国如此不同的世界，也是和现代西方如此不同的世界。而这种陌生，我觉得很重要。

这和我读书的观念有关。譬如说读历史，我不是要鉴古知今，恰恰相反，我要读出古人跟今天不同的地方，譬如说，古代人对生死的看法与今天不同，古代人对清洁卫生的看法也与今天不同。然后反过来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今天视之为天然的东西，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来的。我们今天觉得最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当你从历史中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就解放，表示我们能从现在的体制、社会事件中解放出来，看到一条宽阔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