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的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没有出关隐居，恰恰相反，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在中国文化界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那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讲中列述更多，这是我在《秋雨时分》中要连续讲两年的课题，今天只能稍稍列举了。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唐宋之后的文人大批涌现，那就来不及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