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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王选女士专程赶到我们这里来，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原告团团长，这官司打了十几年，但是现在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看到一些介绍，有时在日跟他们打官司，整个法庭上只有你一个中国人？

王选：大多数的时候我一个中国人，所以昨天讲了，不要只是发表一些言论，那是很容易做到的，要做一些实在的事。

窦文涛：实实在在的工作这可就艰难了。

王选：骂人的资格也不是永远的，如果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好的话，那资格会失去的。

窦文涛：像在日本，比如说索赔，这玩意儿得通过结结实实的证据说话。这涉及到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方式的问题。你对日本也很了解，你觉得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王选：日本人做事情是很仔细的，一般来讲比中国人仔细。举一个生活中很小的例子，我在中国人里头做事情算是比较仔细的，因为周围人都说我仔细，然后我也是比较能干的。但是我在日本，我承认我跟日本任何女的，比如说复印一张报纸的文章，就是我那个律师，我们日本的律师他有一个事务所，他的妻子在事务所工作，她就比我复印的好。怎么弄我也弄不过她。

窦文涛：你说像这种打官司，在这方面好象曾经说过是日本的和平人士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在支持你。现在这个诉讼呈现出老年诉讼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原告老人家去世了不少，但另一方面好象日本的和平力量也在逐渐的削减。但是这个问题我挺奇怪，就是说中国人要日本人承认错误，打官司要索赔，为什么提供很大帮助的是日本人？因为我假想中国是侵略国，那么日本要告中国，咱们有一些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官司，他会在舆论上遭受何种处境？

梁文道：那就叫汉奸了。

窦文涛：这个我挺奇怪，那些帮助你的日本人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王选：所有的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庭上打过好几十起，大家应该知道，确实中国的听众都应该了解这一点，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律师免费打的官司。而且每一个诉讼它都有一个日本的市民组织支持这个官司。这些日本的市民就等于说除了打官司，法律的问题以外，比如说要把中国受害者请到日本法庭去开庭，哪里来的钱呢？他们要去集资，集了资他要让日本的一些市民来开庭，坐在那里听。

因为毕竟日本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如果法庭坐不满的话，就怕受害者的声音法庭也会忽视。比如说有一些法官历史观上比较右一些，他会觉得反正老百姓都不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关注，他还再印成传单，到马路上去发。这些事情谁来做呢？就是那些支持每一个诉讼的日本小的和平团体，我们称为市民团体做的事情。

窦文涛：我看到一个老兵说他当年在1644部队参与过，然后回到日本之后，跟他母亲一说，他母亲不能原谅，说你是罪犯，然后他跟他妻子结婚之前，也跟他妻子坦白，说我有罪。然后就帮着中国人打索赔的官司。你觉得他们是特别的有正义感呢，还是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帮你？

王选：我觉得不是说特别正义感，应该说老百姓，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首先因为日本有这一场战争，战争中发生那么多的暴行，就觉得日本人都是恶魔，不是这样的。在战争中非常的条件，日本的制度本身对军人的管理也是非常不人道的，他就是把人类本身内藏的暴力给引发出来，制造民族仇恨。比如说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教育说支那是劣等民族。

窦文涛：那这些日本的和平人士，他们做这个工作在日本不受到压力吗？

王选：他们也有压力。

1987年，王选留学日本筑波大学，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如是说。 这个弱女子同日本政府进行了8年“嘴战”，她的背后是一群七老八十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她试图让人们明白：日本细菌战的真相不大白于天下，人类文明史将蒙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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