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方法院19日第八度开庭，审理马英九特别费案。同时传出台北市政府秘书处出纳吴丽洳曾经以经手承办特别费领具核销的重要证人身份，遭检察官侯宽仁侦讯，侦查内容日前曝光。

在对照侦讯当时的录音和笔录记载之后，马英九律师团发现，她的部分关键证词和检察官的笔录明显不同。检察官侯宽仁在秘密侦查庭中，提出许多假设性的问题对吴丽洳的回答内容，不是移花接木，就是打断证人回话。有时问了一连串问题，然后浓缩成预设的答案。甚至吴丽洳明明回答说，“这我不清楚”，但检察官的笔录却记成：“是，没错。”根本和事实完全相反。

马英九表示：“刚才各位所问的问题，合议庭今天应该会做一个处理。请大家静待法庭处理的结果。”马英九委任律师宋耀明则坦言，马听了以后自己吓一大跳。

马英九阵营认为，侯宽仁笔录记载严重不实，损害马英九的权益。因此唯请律师团据状申请合议庭开验吴丽洳侦讯录音光碟以还原真相，如果确定真有其事，可能影响全案发展，对泛蓝来说，更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心针。

侯宽仁“先射箭再画靶”，马英九被黑？

赵少康：我们看到，检察官侯宽仁，似乎采取这种诱导式的询问。我们不用讲多，我们就看这边有几个对照表，这是侯宽仁的问题，就是说呢，笔录上写的说“是的”，这很严重，是的。但是其实出纳的回答呢，说特别费“也没有讲的很明确”。“没有讲的很明确”跟“是的”，这就差很远。特别费是不是应该公款公用，也没有讲得很明确，跟是的，应该公款公用，你认为法官如果看这个笔录会做何反响。对不对？

然后这边我们再看，说马英九是不是该知道啊？笔录是“应该知道”。但是这个出纳的讲法是“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跟“应该知道”，这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另外一个问题，笔录上写的是“是的”，实际上出纳答的呢，是“我完全忘记了”。时间太久，我就完全忘记了。不记得了。但是他就给你回答“是的”。

所以这个非常严重。马英九的律师说这叫做先射箭再画靶。先射箭再画靶，我靶在这里，箭射到那边，我靶在那里，你永远打中靶心嘛。不太厉害了吗？就跟我们当兵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这样搞，他们就故意在那个靶上先穿个洞，打中了，就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联合报》的社论说，如果造假必须要查办侯宽仁，检察官要查办他，检察官本来是查办别人的，现在被社论说要去查办检察官。

《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是伪造文书，不是并无出路。因为检察官说了，他说其实也并无出路，他说这伪造文书啊，怎么会是并无出路呢？就是说，台湾的司法，跟以前比当然是进步了。最早的时候，被告都不能请律师的。从什么关门刑囚，那时候叫刑囚取供，打得你半死，给你灌胡椒水，给你坐老虎凳各种刑囚，招不招？招！那叫做刑囚取供。后来就变成押人取供，先关起来，吓你，对不对？然后你再不讲就羁押你，好，取供。

然后现在呢，当然有进步了，是诱导来取供，有的唱黑脸，用的唱白脸，然后呢，你讲的话，有利的都不写下来，不利的都写下来。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现在比较进步，说被告可以请律师，可是证人不能请律师，这很奇怪，证人经常就一转身就变被告了，你那个证词讲得检察官不满意，我把你变成被告。所以为什么被告可以请律师，证人不能请律师呢，这也很奇怪，对不对？

好，所以这都是台湾将来要改善的，要改进！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严重在哪里？就是说，我刚刚讲过，马英九是当过大官的人，当过这么大官的人，现在地位这么重要，2008年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如果检察官在问案的时候，都能够这样，能够把这个黑白完全转过来，“忘记了”变成“是的”，“不晓得”变成“就是这样”。那一般小老百姓怎么办？你自己想想看，马英九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还可以搞整版的报纸都在登这个东西。但如果是小老百姓，谁理你啊？你真的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谁理你啊？还要社论帮你平反？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

今天“法务部”是说，最后以录影带为证。因为他们现在问犯人，问证人，问被告，都要录音、录影。可是问题是，你到底是跟谁调录影带啊？你跟法官说，检察官笔录不实，我要调录影带。法官理你啊？台湾的法官一天有时候办好多案子，我到法院去看，一天都十几、二十个案子，二十分钟一个庭，二十分钟一个庭，法官累得要死，你要调录音带、录影带，证据在哪里？证据哪里弄来啊？你自己都画押了，你都签名了，那些证人一辈子没去到法院，一到了法院，被检察官一搞一弄，都昏头了，还去仔细看那个笔录怎么写的啊？只想赶快离开，还去看那个笔录，我是不是这样写。人家写错，假如是写错十个地方，你叫检察官都给你改啊，给你改两个就不错了。再讲他不耐烦了，你再讲我把你押起来，他不会这样讲，那个吓你，他会的。那个环境是很肃杀的。